由于中國文化素來重“文以載道”，“詩言志”，更由于我國新聞事業的演進邏輯與民族命運、時代精神緊緊相聯，“立言”與“教化”的訴求深烙在新聞業的靈魂中，體現在社會主義新聞事業中，就是新聞事業與報道要有政治性與思想性。
但是，這種訴求如何轉化為現實效果卻一直是個問題。因而，政治思想性及其實現這個話題一再被人們提起，這既宣示了新聞實踐在這方面不盡人意的現實，又表明了人們進一步改進的要求。
常言道：道舉器立，綱舉目張。只有深刻理解“做什么”與“為何做”，才能真正有效地“做”。時代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人們對政治思想性卻多停留于過去的理解，對它充滿誤解與偏見，這使新聞實踐的有效性受阻。因此，為了真正實現政治思想性，我們首先要對它的豐富內涵做全面把握與新的理解。
為政治思想性正名
現實中，人們有這樣一種普遍的刻板印象：一提思想性就等同為政治性，一提政治性就等同為政黨信息、會議新聞泛濫，強力灌輸，枯燥說教，冷面訓人。事實上，這里有幾個大的誤解。只有消除了這種刻板印象，才能避免信息傳播者（記者），敷衍塞責，應付交差的狀態，也才能避免受眾因逆反心理帶來的信息冷漠。
（一）思想性不等同于政治性。新聞的政治性一是指新聞事實中包含著重要或重大的政治意義，二是指報道要體現政黨與政府的立場，其目標是使人們的社會認知、態度與行為朝著國家管理者利益的方向改變，是為宣傳；思想性是指新聞事實中包含著社會文化共同體的主流價值與判斷，其目標是使人們的社會認知、態度與行為更積極地維護共同體的精神價值與理想追求，是為輿論引導。凡是嚴肅的新聞事業都會在最大程度上體現后者。政治清明時代，思想性甚至政治性具有更大的兼容性。區別這二者，有利于消除人們把輿論引導視為單純的政治灌輸的錯誤認識，從而避免因視其為一個與信息傳播絕然無涉的領域而產生的無所作為的惰性。
（二）新聞政治性的表現內容是多層次的。一是黨的理論的長期宣傳，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以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二是黨和政府階段性的社會總體目標的設立與實施等方面信息的傳播，如：對與全面建立小康社會、實現三個文明的全面推進有關事實的報道；三是黨和政府新近出臺的方針政策的傳播，如：《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舉行全體會議，吳邦國出席聽取建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機制情況報告等》，《吉林免征農業稅今年一步到位》；四是納入黨和政府政策軌道的最新事件，如：《黑龍江農民工子女入學免收借讀費》、《石獅實現全民醫保》。
（三）思想性的內涵具有多重性。西方媒介的社會責任論強調媒介的公共服務應重于傳播服務，媒介應避免墮落為社會特權利益與媒介自身經濟利益的代言人。新聞的思想性，本質上說，是媒體履行其社會公共責任的需要，它拒絕渲染沒落的、等級制的、媚俗的價值觀。我們容易認同社會責任論，卻疏離思想性，就在于對思想性的片面理解。它包括如下幾個層次：
一是對人類共同的美好而脆弱的價值的關注與守候，如對人性、正義、自由等永恒價值的不斷追索與表現；對與此相反的價值予以不斷揭露、鞭笞、拷問。
二是對文化底蘊、民族精神的張揚，有利于增強人民對民族的認同感與凝聚力。如：《數萬華夏子孫公祭黃帝陵》、《都江堰舉辦“祀水”慶典》。富勒認為“報紙必須與它的整個共同體建立親密的關系，其途徑大凡有：謹慎地反映整個共同體的情感，嚴格遵守新聞工作準則，形成連貫而受到知識界尊重的社論方針，以及控制它的基調”。
三是唱響主旋律，一個社會共同體總會有其主流價值判斷與認同，目前主要是圍繞塑造“四有”新人及“五個一”工程實施進行新聞報道。
四是對具有積極價值的具體的社會事件、文化活動的報道，如：《穿行在文化多元的云南》《苦難的俄羅斯：契訶夫小說插圖80楨》，這可以陶冶人民的情操，提升生活情趣，培養自然與社會審美能力；《安徽蕪湖：“乙肝歧視案一審宣判被告敗訴》，其正反雙方的討論有利于匡正時弊，乃至引起某項制度變革；《拄著拐杖，撐起百個家庭》反映殘疾下崗女工帶領下崗工人走就業路的精神，這使人們心靈凈化，激揚自強不惜的精神力量。
（四）祛偽政治性、偽思想性之魅。只有達到效果的政治性才是現實的，達不到效果的政治性是偽政治性。“偽”之表現是：
一是盡管政治主題在報道數量上或是時間連貫上表現為多，但由于不講究報道手法使政治信息的價值降低，無助于實現目標。“有效的傳播應有助于合理判斷。合理的判斷又有助于實現有價值的目標”；
二是停留于表面現象表達政治主題，但未深入本質。由于溫總理的過問，熊德明討回了丈夫的工資，這以后，她再無寧日。為多家媒體不斷追逐報道的她承擔著難以承擔的壓力，無奈的她遠走她鄉去打工，但多家媒體仍在3月18日以《熊德明進城打工的一天》為題報道了她的工作情況。這些報道看來是體現了政治性，實質是停留于表淺層面，回避了關鍵問題——熊德明的問題是農民問題（不僅是欠薪問題，還有教育、醫保以及基層政權建設等），進而是三農問題。這才是真正的大政治、大思想，是溫總理、熊德明以及每一個公民都關注的政治問題。講政治，不是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需要動腦子。
偽思想性從被人們喻為“媒體的狂歡”的馬家爵事件的連篇累牘的報道中可見一斑，好像是正義、關懷的價值得以反映與實現，實際是以個別價值掩蓋普遍的價值，以更多人的傷痛換取可憐的反思——在馬家爵犯罪與貧窮間建立直接因果關系，傷害更多的貧困生的感情；不厭其煩描述其被逮后穿上新衣服、喝上果汁水的情形，媒介對報道對象人格尊嚴的居高臨下的嘲弄與漠視暴露無遺；對其父母的追逐報道更是對最卑微苦難的心的折磨。看來是充滿溫情，實際卻是冷漠殘酷；被害學生的一切也成為被遺忘的角落。
正本清源后，我們要探討怎樣藝術地體現政治思想性，達到人們愿意并樂于認同與親近的效果。
傳播藝術的宏觀把握
既然新聞的政治思想性主要表現為進行輿論導向，導向正確與導向效果佳在理論上是同一的（只有導向而無效果終究是沒有導向），而現實中卻往往是分離的。為此，必須先對傳播藝術進行宏觀把握。
（一）傳播信息是實現政治性、思想性的客觀條件。政治性、思想性必依托一定的事實存在并在事實信息傳播過程中表現出來。我黨的早期新聞實踐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事實與新聞政治性，二者之間的關系，萬萬顛倒不得。一定要認識事實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質”，包括政治性在內與事實比起來都是派生的，……，尊重事實是與政治上的革命性密切結合不可分離的”。因此，應增強報道的新聞性與服務性，在服務中引導，在引導中服務。
（二）媒體公信力是前提與保障。傳播學認為傳播者可信度的高低可以使效果增大或減弱，可信度高會產生積極的“光環效應”。否則，產生消極的“光環效應”。如果媒介失去或缺乏公信力，人們會產生抗拒的心理定勢，且難以改變；而一旦媒介改變（發布嚴肅權威信息并充滿道德力量），媒介與公眾會產生良好的互動。
（三）報道理念創新是關鍵。現實媒介環境由多層次信息網絡交織而成，娛樂化與淺白化趨勢加強，嚴肅媒體要實現其公共責任，拓展報道的藝術空間，只有努力成為理念創新的先行者。
一是對傳受者矛盾運動的合理把握。傳播學的修辭敏感性理論認為傳播者有根據聽眾的需要改變訊息的傾向，按改變的程度不同可分為自我清高者、修辭反映者、修辭敏感者。“自我清高者”惟我獨尊，不善于根據聽眾情況調節說話內容，新聞的政治宣傳與輿論導向長期如此；“修辭反映者”則人云亦云，完全改變自己。市場化過程中的許多媒體是如此——迎合、諂媚受眾，失去道德感與提升力；"修辭敏感者"介于前兩者之間，依傳播的整個情境與聽眾情況作適宜調節。要體現政治性、思想性，媒介應成為“傳播敏感者”，“以讀者為中心”與以自我為中心都是有偏頗的。因此，既要充分考慮受眾需要，也要堅持媒介品味。
二是對受眾主體性的科學理解。人對信息的接觸、接收與解釋是有選擇性的，并不遵從刺激—反應的簡單模式。政治性與思想性的實現是以讀者愿意并樂于親近為前提的，這就要求與讀者的認知互動，心理與情感共鳴。
三是記者應不斷磨煉其現實把握能力。我們一直強調新聞記者應該是政治家，在日益豐富與復雜的實踐環境下，記者除了具備較高的政治理論與政策知識修養，還要有參透與把握現實的能力，要有歷史、現實的反省力，“記者要有一雙時代的慧眼”，“心中有桿時代的秤”（著名記者郭梅尼語），把一切人與事在時代這桿秤上去稱一稱，才能做出正確判斷。
四是把反面性作為新聞價值的確立原則。反面性一直排斥在新聞價值的五原則外，其實，反面性也有積極價值。社會問題、丑聞、犯罪、戰爭、災難等方面的事件是人們自身的心理恐懼的投射，使人們通過代理性參與形成釋放壓力的渠道；同時，也構成對社會規范和價值觀的考驗。這更能表現政治清明、人間真情等道德力量。去年的“非典”災難加深了我們對反面性的認識。
（四）輿論監督是利器。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凸現，對影響公共利益的一些人和組織及其活動進行監督與報道，有利于人們進行是非判斷、情感與理性慰藉，從而使政治性與思想性真正落在人們的心坎上。
當然，除了宏觀的理念性的層面，政治性、思想性的實現還要有操作方法。
傳播藝術的操作層面
（一）正面與反面報道配合，傳播學認為：把事物的兩面理講清楚比講一面理更能致效，更能增強人們對信息的記憶與理解。
（二）善于把典型報道做成精品，達到以一頂十的效果。將有突出的政治或思想意義的代表性素
材做成典型報道，無論題材內容還是表達手法都應以“精”為標準，不惜多體裁、多角度去挖掘。負面新聞注意挖掘其正面價值（給人以教訓、警醒）。
（三）無我原則。江澤民同志在2000年6月全國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面對新形勢，新情況……，思想政治工作必須春風化雨、潤物無聲，耐心細致、潛移默化”，這說明了于無聲處不落痕跡表現政治、思想性的高明。
（四）意在筆先。先立意（最關鍵是參透時代精神），再根據“意”去主動搜尋、挖掘新聞，“意”立為株，待事件之兔來撞。富勒說得好：“如果記者不能決定要實現何種意圖就下筆，那么它為報紙寫的文章將是二流的。”
（五）重視表現手法：一是要以小見大，以下望上，知微見著，達到寓莊于諧，寓教于樂，寓理于情，寓虛于實，使主旋律融入細節、現象。文學給我們很好的借鑒，魯迅的《一件小事》表現了嚴肅的道德問題，歌德的《最后一課》用日常生活小事表現喪家去國的痛苦；“非點”時期對一線人員的情感和普通百姓衣食住行改變的趣事報道以及對丑惡現象的鞭笞有力地表達了人民眾志成城的決心，形成強大持久的輿論，在日常生活中體現了主旋律。二是語言生動，筆調明白曉暢，風格平實。既要以理服人，又要以情感人，決不以力壓人。
作者為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傳播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