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青年記者》雜志上一組討論目前時評現象的文章時，我離開時評編輯的崗位已經有兩個多月了。我原先服務的浙江《青年時報》，應該算國內較早涉足時評的媒體之一，從2002年7月23日開始，就以2版的重要位置推出時評版，每天以整版的篇幅發表對新聞的解讀和對時局的建言。以理性直面現實的精神，以快速介入現實的姿態，以積極穩健有見地的鮮明風格，現在時評版已經成為《青年時報》讀者忠誠度最高的品牌版面，其影響力在浙江媒體同類版面中高居第一。
事實上，從時評這種言論形式在國內媒體中出現開始，一直就伴隨著種種的爭議，應該承認，許多批評指出的問題的確是客觀存在的，值得認真重視和反省。但理性和冷靜地分析，有些批評也不乏偏激之詞。現在拉開一段距離旁觀，也許更能冷靜客觀地看待時評面臨的批評和問題。從一個曾經的時評編輯的角度，我談談自己對時評的理解，時評的“四度空間”。
介入現實的角度
獨特、理性和建設性的視角，是我一開始編時評版時就已經明確并為之努力追求的。在某種意義上，以什么樣的視角解讀新聞、引導讀者和開拓思維，就意味著這個版面的定位、立場和風格。
一是獨特和理性的視角。
“我們需要獨特的視角，在熟視無睹中發現奇跡，在貌似真理中發現荒謬，在眾口一詞中發現異類，在繞過經驗時發現常識和通識，在平凡的生活中發現積極健康向上生長的力量”——這是我在青年時報推出第一期時評版寫的一段編者的話，這也是我編時評兩年來一個重要的選稿標準。因為獨特和理性的視角對時評來說是不可或缺的。雖然不可能做到每篇文章都能言人之所未言，但必須堅持不能人云亦云，評析新聞事件和社會現象時必須保持客觀獨立的判斷。
與此同時，我也旗幟鮮明地提出，我們反對為了標新立異而牽強附會，為了與眾不同而生拉硬扯，為了驚世駭俗而故作驚人之語。應該說，這是一開始我們就對一些心態浮躁、沒話找話、純粹抬杠、故作驚人之語的時評寫手表明的態度。
二是多維的視角。
因為單一和單向的視角可能會影響評論的客觀和理性，而多維視角提供了多個不同的視角和觀點，能更多地打開讀者的思維通道。為此，我在時評版上專門設立了兩個欄目：“復眼”和“繼續評論”。
為了容納不同的觀點，有些媒體的時評版開設了“不同意見”和“觀點交鋒”這樣的欄目，并以“正方”和“反方”來表示對某一觀點的贊同和反對。但我認為，許多事情其實并不一定就是非此及彼的，而存在多重的可能性和評判標準，一定要有“正反”，也可能誤導有些時評作者故意“抬杠”。“探索認知的角度和維度，不追求一錘定音，尊重讀者思想的權力，培養讀者思想的能力，不謀求話語霸權”，這就是“復眼”這個欄目的意義所在。一個重要新聞事件發生后，我常常在同一個版上刊發兩三篇評論，以從更多的角度拓寬讀者的思維，提供多個觀點相互補充并讓讀者自己判斷。
“繼續評論”是我們拓寬思維通道、容納多種不同聲音的另一個欄目，與“復眼”不同，它強調的是對一個連續新聞事件的連續評論，隨著新聞事件的演進和變化適時推出相關評論，或者發表對前面時評文章的不同意見。如孫志剛收容致死案及因此引發的對收容遣送制度的反思和改革，從孫志剛案的發生，到國務院廢止《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公布《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再到救助辦法的實施，我們先后一共連續刊發了40多篇文章，時間跨度達3個多月，對新聞事件的每一步發展幾乎都配以評論，對孫志剛之死和收容遣送制度以及此事引起的反響作了全面的反思與探討。
三是摒棄道德審判。
時評要做到客觀、理性和富于建設性，必須摒棄一些報紙言論所熱衷的道德審判與媒體審判，因此雜文式的文風是我們一開始就堅決拒絕的。
我認同有些人提出的觀點，時評不僅應體現言論的開放和自由度，更要承擔起直面現實、關注民生的社會責任。我們要對道德現象進行評論，但我們并不進行道德評判，我們要針砭時弊，但我們不能僅僅圖嘻笑怒罵的一時之快。我們要肯定時代進步的積極意義，要對社會的變革提出理性和建設性意見與建議，在鞭韃一些社會丑惡現象的同時反思它產生的根源，為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難題尋求解決之道，我們要發出健康的、積極向上的聲音。
介入現實的速度
有些批評許多媒體過于追求“昨日時評”，但我認為“昨日時評”是時評版必須追求的。所謂時評，與其他言論文章相比最重要的區別之一就是它有很強的時效性，必須對當下發生的新聞做出快速反應，第一時間表明自己的觀點和立場，否則就不叫時評了。關鍵是在追求“昨日時評”的同時要保證評論的質量，不能光為快而快。
許多讀者對現在媒體時評版印象最深的，除了文章的理性和深度，常常驚訝于時評的時效性。所刊發的大多數時評都是評論最近發生的新聞，更有許多重大新聞，在見報的當天就配以特約作者的評論，在為讀者提供新聞時，同步提供思想和觀點。有論者認為，當一個新聞事件剛剛發生時，媒體對這一新聞事件的快速評論，其對輿論的影響與作用不僅巨大，也有助于奠定媒體的社會地位，進一步增強其影響力，相反，如果媒體的時評總是“慢半拍”，又沒有其他新穎的觀點出現，其影響力就要小得多。確是如此，如果評論總是大大滯后發生的新聞事件，時評之“時”就失去了意義，將淪為一般報紙的普通言論。
有人戲言時評只有24小時的生命力，要想時評真正具有時效性，必須擁有一支倚馬可待的作者隊伍，對新聞事件能迅速做出判斷并發表看法。當一件重要的新聞事件發生后，許多媒體都約請有關專家、其他媒體的評論員撰寫評論，有些專家和媒體評論員也主動發來評論文章。客觀地說，相比自由來稿而言，這些專家和評論員的文章相對質量較高，也更容易為編輯采用。這也許就是一些批評者認為現在的時評版都為“名家占據”的原因。當然，自由來稿中有精彩的文章，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編輯，一般也是不會舍棄的。也有一些特約評論員是從普通作者的來稿中發現的，由于他們的文章觀點新穎、思想深刻、反應迅速兼文采不錯，慢慢的也就成了編輯的特約作者。
>
介入現實的力度
>
> 時評是一種有力量的文體。由于針對性強，對新聞事件反應快，角度獨特、觀點理性并富于建設性，因此能更有力地介入現實，也對社會更具指導意義。
自從開設時評版以來，我們對許多社會焦點、熱點問題都迅速加以評論，如孫志剛事件、沈陽黑老大劉涌改判事件、北大才子賣肉事件、新《婚姻登記條例》的頒布實施等等，我們都及時刊發了很多有見地的評論文章。這些文章從理性建設性的視角出發，以正確的輿論引導讀者，使讀者對這些社會焦點事件和熱點問題有了更深刻、更本質的認識。
有人發現，近年來的許多新聞報道，都反映了一種“叫停”的現象，這些事件往往是某些政府行政部門作出了某項政策或措施，但考慮不周或者程序不規范，實施后遇到了一些問題，受到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批評，于是趕快糾正錯誤，迅速“叫停”。 不少人認為“叫停”的背后是時評的力量，這個說法雖然有些夸張，但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時評的作用和介入現實的力度，“叫停”雖然不能完全說是時評的功勞，但時評無疑功不可沒。這事實上也反映了社會的進步，以及人民群眾的輿論監督的趨向實際有效，是輿論監督的力量。
當然，也有一些人批評許多時評只批外地不批本地、只批過去不批現在、只批社會現象不批政府部門。應該承認，這種現象是的確存在的，并減弱了時評介入現實、關注民生、批評世象的力度。事實上，這并非時評編輯不愿批評或者不敢批評，而是其中有許多不足為外人道也的隱衷，無論如何，一個時評編輯既不能也無法為某一個地方的輿論監督環境的寬松程度負責。
>
介入現實的深度
>
思想和文采都是時評的生命，但思想是時評的第一生命，而文采是時評的第二生命。所謂有思想，就要體現一定的深度，沒有深度的時評，對問題的看法只能停留在表面，既不可能有獨到的見解，也不可能給讀者帶來多大有意義的啟迪，這樣的時評是沒有生命力的，也是難以在讀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
中國青年報“青年話題”編輯李方曾經提出過關于時評的四個境界：一是把眾所周知的道理講清楚，二是講出別人想不到的道理，三是權威，四是有情懷。應該說這個分析是很有道理的，把眾所周知的道理講清楚，只是對時評最基本的要求，時評不僅要講出別人想不到的道理，還必須體現權威，更應該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這是對一個好的時評版和時評編輯的要求，也對時評文章的深度提出了要求。
勿庸諱言，由于時評要求對新聞作出快速反應的特點，作者寫文章時往往來不及深思熟慮，因此與那些“十年磨一劍”的文章相比，在深度的表現上就可能有所欠缺，但這并不等于我們就可以放松對時評文章深度的要求的追求。因為時評的態度必須是嚴謹和嚴肅的，不能為了單純追求新聞效應，而自覺不自覺地去搞不切實際的紙上談兵；時評要對公眾輿論負責的，不能想說就說信口開河，不能一味求新求快。
要有有深度、高質量的時評文章，就必須有一支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質量上都堪稱國內一流的時評作者隊伍。我可以毫不諱言地說，我在選稿時比較關注所謂“名家”的稿件。名家也是從無名作者走過來的，之所以在媒體露面頻率漸漸增加成為“名家”，是因為他的文章無論是在數量和質量上都經過了時間的考驗。名家當然也會寫爛稿，但一個珍惜自己聲譽的“名家”，一般對文章質量還是有追求的，不會因為發稿容易就胡亂寫，不然的話即使是名家也會最終被讀者和編輯拋棄。“名家”之所以見報率高，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名家通常比普通作者更努力、產量也比普通作者高數倍甚至數十倍，即使許多文章被斃但發表的文章還是比普通作者多多了。
當然，重視名家并不意味著名家來稿一律照發不誤，每天被我槍斃的“名家稿”也不在少數。重視名家更不意味著鄙薄自由來稿，我刊發過國內許多素不相識的普通作者的時評，一個負責任的編輯，選稿時終究是要看稿件質量來說話的。否則，他編的版面就不會被讀者認可，如果版面不被讀者認可，那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
如何看待有些批評
>
關于時評的“四度空間”，就談到這里。再說幾句題外話。
坦率地說，現在有些批評有種不好的傾向。現在對于時評的意見，絕大多數來自于時評界，而其中最多的又是來自于初寫時評的寫手。他們希望為自己的文章爭取更多發表空間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不考慮讀者和編輯的立場。
讀者需要看到的是高質量的文章，而編輯必須向讀者提供最好的產品，文章是普通作者的還是名家的并不重要。鑒于中國媒體目前稿酬標準和用稿制度不完善的現狀，以及地方媒體極強的區域特點，全國范圍內允許一稿多投、但一地只能一投已成為一種多方默許的潛規則。一般情況下，廣州《南方都市報》的讀者不會看到杭州《青年時報》，同樣山東《齊魯晚報》的讀者也不會看到北京《新京報》。強求一稿一投，就有可能放棄高質量的文章，無論是從媒體競爭的角度，還是讀者要看到好文章的角度，都是不必要的。當然，現在網絡發達，一上網就可以看到全國各地媒體的文章，但是除了時評編輯和時評作者，普通讀者有多少人會上網一家家報紙查看時評？
報紙也是一種商品，編輯的責任是發現好文章然后提供給作者，但并不承擔培養作者的責任。時評的興盛表明一個公民發言的時代已經來臨，但是，公民發言時代來臨的意義是輿論環境日漸寬松公民有更多自由表達的渠道，并不是說每個公民（讀者）都要到時評版發表看法。時評必須是有深度和有見地的評論，這也決定了時評要往專家（專業）發言的道路上走，一些時評作者也有可能慢慢成長為某一方面的專家，這也使時評漸漸成為某些人的“專欄”成為可能。
時評版面老是為“那幾個人”占據，決不是應該批評的現象——只要“那幾個人”的文章質量過硬。就好像一個文學愛好者向《收獲》雜志投稿未中，原因不一定是《收獲》只重名家，而有可能是你的作品質量不夠。而一些權威學術期刊，經常會刊發一些著名學者和科學家的文章，但你不能因此要求刊物降低門檻，也多刊發普通作者的文章。即使是時評，我也可以舉個例子，著名武俠小說作家金庸先生，其實也是一個“時評家”，他執掌香港《明報》期間，幾乎每天都要在《明報》上發表一兩篇時政評論文章，也就是我們說的時評，其總字數遠遠要大于武俠小說的字數。他的政論影響極大，一些國家領導人和香港政要都非常關注，但難道你能指責《明報》的言論老是被金庸自己“霸占”？
我不是說初寫時評者不可以批評目前時評存在的一些問題，客觀地說他們的批評中也不乏正確意見，而是作為批評者一定要擺正心態。從一個初涉時評的新手到許多編輯歡迎的“名家”，有很長的路要走，如果僅僅是幾篇文章沒有被編輯看中，就到處無中生有地罵娘，那是不可取的。我遇到過一些初寫時評的作者，投過數篇時評未被錄用之后，即來信指責編輯選稿只重名家看人不看稿，且不乏激烈言辭。我還看到一位作者在《人民法院報》發表文章批評目前時評的幾大病，其中一病是一稿多投，而此君本人即是天女散花一稿多投者，這種作者的文章，不用也罷。還有一些作者，初寫時評時批評名家一稿多投使新人無處發稿，現在自己漸漸儼然成了所謂“名家”，也開始到處一稿多投。我其實并不反對一稿多投，但其前后判若兩人的變化令人感慨。
有批評的聲音對時評來說是好事，質疑和批評可以使時評校正自己的坐標。但時評需要理性、客觀和富有建設性的批評，才能真正有助于時評的進一步健康發展。雖然我現在已經不是時評編輯，也很少寫時評，但還是希望時評能夠更加興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