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時評的繁榮，也引發了人們（準確說也是一些時評人）對時評的各種議論，其中一種奇怪的現象，就是對時評指責的多，褒揚的少，更有人對當前時評存在的問題拿了“放大鏡”看，發出“不得了”的驚呼，忽略了近幾年來時評對中國社會發展和政治文明進步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在這些評論時評的文章中，犯了當下某些時評文章中常見的一個“通病”：浮躁。比如，一個基礎性的問題“時評到底是什么”都沒有搞得很清楚就匆匆忙忙地下結論，這樣的結論自然也很難有說服力。
時評到底是什么？
> 時評是對新聞的評論，歸根結底，時評是新聞的一種，它和消息、通訊、特寫、訪談、圖片報道等一樣，是“新聞”大家庭中的一員。過去，新聞的操作，往往是記者在事件報道中直接加入自己的觀點，把評論悄悄地“融”入新聞報道中。而在現代新聞理念中，這樣的操作逐漸被放棄，事件報道和觀點開始分開，記者只能保持中立，客觀地描述事件發生的起因、過程和結果，而不能把本人的觀點直接寫出。 >
到了后來，記者不直接發表觀點了，編輯卻忍不住，以“編者按”等形式站出來發言，這種發言本來未可厚非，但因為是直接附在報道的前后，而且語焉不詳，所以如今也漸漸少見了。
眼下，媒體已經進入“觀點時代”，這里的“觀點時代”，一是指觀點（評論）已經是新聞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沒有觀點，新聞是不完整的；二是指觀點已經以“集束式”出現在相對集中的版面上，而不是以三言兩語的編者按作為“附件”跟在報道的后面。
時評是新聞的一種，就是說，時評不是副刊文字，不是文學作品；時評在報紙的位置也應該在新聞版，而不是副刊版；時評不是為了茶余飯后的消遣，而是對時政的關注和民生的憐憫；時評是公眾參與社會的發言，而不是部分有很深文字造詣弄花擺草、抒發一己情感的“小資”。
弄清了時評的新聞屬性，對照一些人對時評的指責，或許可以找到商榷的理由。
第一，時評為什么要拒絕雜文？時評為什么可以把文采放在第二位？
很簡單，雜文是副刊作品，而時評不是。新聞要求直接了當，評論更要求一針見血，而曲筆和諷刺不應該作為時評的基本特性。對時評的第一位的要求是觀點和立場，而不是單純追求文采的華麗。一篇沒有思想的美文，不是好時評。
當然，雜文和時評“各有歸屬”，不是要貶低雜文，而是用新聞的標準來衡量所得出的結果。雜文理應到副刊中去，其實有很多的人是非常喜歡雜文的。只要報紙在，就應該有副刊在，有副刊在，也就應該有雜文在。
第二，時評為什么要有時效性？
目前，有些時評過于講求時效性，甚至到了“非當日新聞不評”的地步。這當然是有些過頭的。但也不能因此而忽略對時評時效性的要求。正如沒有人想看幾舊觀天前的舊聞一樣，對新聞的闡釋而來的評論也不能是“點”。
這里，還要明確一個意思，不能要求觀點等到事件結束才發表出來。馬克思說過“一個新聞記者在極其忠實地報道他所聽到的人民呼聲時，根本就不必隨時準備詳盡無遺地敘述事情的一切細節和論證全部原因和根源”，“只要報刊有機地運動著，全部事實就會完整地被揭示出來。”報紙是“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實的”。那么，新聞觀點也允許一步步展開，即使因為事件尚未完全展開而發表的觀點不完全準確，但隨著新聞報道的深入，觀點也可以通過“系列評論”而逐步深入。不能因為事件不完全明朗而放棄觀點。
事實上，在有些時候，時事評論對事件的發展還能起到推動作用。當某個事件因為種種原因停滯不前、新聞缺乏報道主體而無法繼續時，卻可以發表評論推動事件的發展。
> 舉個例子，在“嘉禾拆遷”報道中，《新京報》連續發表了六篇評論：《 嘉禾事件的本質是用權“超界”》、《約束權力仍是規范拆遷的關鍵》（2004年5月28日）、《國家治理，媒體不可缺席》（2004年6月5日）、《誰該為嘉禾拆遷殘局負責》（2004年6月18日）、《打破“全知全能”的政府理念》（2004年7月1日）、《用刑事問責為嘉禾事件畫句號》（2004年7月31日），從這些題目可以看出評論對事件的推動作用。
隨著新聞事件的延續發展，新聞評論也可以步步深入，而這互相配合，互相映照，構筑“立體”的新聞。
第三，時評可不可以一稿多投？
若要問：新聞可不可以一稿多投？答案是可以。那么，就應當允許時評的一稿多投。當然，媒體講究“獨家新聞”，也自然會講究“獨家觀點”，但“獨家新聞”只能是對本報記者的要求（記者當然不能把稿件外投），相應的，“獨家觀點”也只能是對本報評論員的要求。正如不能要求通訊員只提供稿件給你一家報社一樣，你不能禁止時評作者把觀點給另一家。
當然，你要反對一稿多投，就必須首先在征稿中聲明(也要允諾給作者“獨家”的高稿費)，在作者和報社之間形成約定。否則，你無權動輒對一稿多投橫加指責，用“不道德”的帽子加于時評作者，這是不公平的。
第四，為什么寫時評的多是媒體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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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一見到媒體編輯在寫稿，就懷疑是“稿件交換”。當然，我不否認的確存在這樣的現象，這是需要堅決反對的。但媒體編輯寫時評不是什么怪現象。既然時評是新聞，那么新聞人寫時評也理所當然會多一些。新聞是個相對特殊的行業，除了對新聞不間斷的關注，在實際運作中，對時事評論“度”的把握有很多“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這樣的把握非經較長時間的新聞從業的浸洇，是不容易做到的。而新聞人“近水樓臺”，能夠較好地把握這樣的“度”，寫出媒體可用的評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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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時評的“專家傾向”該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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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現在的時評“理性”太強，可讀性差。這個現象的確讓很多媒體頭疼——如果講究可讀性，一些“寫手”的文章或許可以達到要求，但表達的觀點要么膚淺和偏頗，要么太感情化；而專家的文章，又過于講究理論色彩，拒人于千里之外。
在“理性”和“可讀性”之間如何取舍？我愿意提出“時評準確度”這樣一個概念。新聞報道講究準確，這種準確不僅僅是“耳聞目睹”，而是要更加接近事件的真相，透過現象看本質，對新聞評論的要求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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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發生一個新聞，時評作者“蜂擁而至”。但是，通讀大部分作品，往往是“盲人摸象”，每個人都抓住了一個側面，但很難有全面的、一針見血的論述，準確度不夠。而專家們的見解可以彌補這樣的缺憾，從評論的角度來看，在“理性”和“可讀性”之間選擇，前者應該勝出。
這就需要“寫手”加強學習，低頭看書充電，努力向“專家”靠攏；“專家”也要抬起頭來向新聞人學習，增加文章的可讀性。將來的時評，應該是“專家”的知識加“寫手”的語言的“混合體”。
總之，我認為，時評要體現報紙的權威立場和嚴肅態度，進一步滿足新聞受眾的“二次消費”，即“事實消費”之后的“觀點消費”；時評的基本理念應該是：逼近真相，接近真理，為時局建言，為生民代言，為社會進步鼓與呼；時評應民主有序，不謀求話語霸權，提倡和而不同——“雖然我不同意您的意見，但我堅決捍衛您發言的權利”；時評應恪守理性、建設性之精神，富有責任意識，拒絕不負責任的諷刺挖苦甚至幽默調侃；時評應積極穩妥，有理有節，拒絕希圖一時痛快的偏執偏激和冒險。
這，或許是所有時評人應該努力的方向。
（《新京報》評論員 時評版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