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加強社會建設、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促進就業和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黨的十七大以來,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點主要在涉及廣大人民群眾生存和發展的民生領域,一方面,大力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尤其是增加困難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與此同時,也積極采取各種措施減輕廣大人民群眾在民生方面的支出,以讓廣大人民群眾在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滿足的基礎上,獲得進一步的發展機會和發展能力。為此,黨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發展民生的重大舉措:在城鄉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逐步提高社會保障水平、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逐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讓改革發展成果惠及廣大困難群體和弱勢群體；建立和完善企業職工工資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逐步在機關和事業單位推行績效工資制度,穩步提高人民群眾的收入水平；建立覆蓋城鄉和全體人民的全民基本醫療保障制度,使人人享有基本的醫療服務；進一步加大對教育的財政投入,扶持貧困地區和民族地區教育等,進一步促進教育公平和減輕群眾在教育方面的負擔；加強對土地的管理,增加普通商品房供給和加強廉租房、公共租賃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設,進一步抑制和調控房價；積極實施增加就業崗位、加強勞動者的技能培訓、協調勞資關系和以創業帶動就業等一系列發展戰略。由此可以看出,十七大以來,以民生為重點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的就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社會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體制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動建設和諧社會。為此，要進一步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一、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實現收入分配相對公平
　　收入分配首先需要內在的市場機制。通過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尤其是發展要素市場，整頓市場秩序，力爭在初次分配環節就盡可能地實現相對的公平。為此，必須整合市場要素，力爭要素價格市場化，尤其是要充分完善統一勞動力市場，實現勞動力市場公平競爭，形成勞動力價格均衡；通過立法改變勞動要素在與資本、技術和管理等要素博弈中的弱勢地位，建立勞動者工資合理增長機制；通過建立健全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推行勞資合作制度、集體談判制度和集體合同制度等，采取雇員、工會、雇主和政府四方協商的方式，適時調整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切實維護勞動者的權益；通過有效發揮普通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作用，推動普通職工 工資隨企業高中層人員工資增長、企業效益提高、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相應較快提高他們的工資水平，共享企業發展成果。同時要通過完善市場體制，加強市場監管和執法力度，提高執法效率，嚴厲打擊通過制造銷售假冒偽劣產品、走私販私、坑蒙拐騙等非法手段牟取暴利的行為；通過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全面調整各級政府的職責和權限范圍，強化對政府行為的制約和監督，擴大權力的透明度，推進決策民主化和公開化，從程序上建立起防范權錢交易的機制；通過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增強公務人員辦事過程的公開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權力的制約機制，進行市場化操作，減少政府官員尋租的機會，逐步取消各種行政審批權，減少審批項目，不斷減少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降低因“尋租”和“共謀”等濫用權力而獲得不當收入。
　　二、完善稅制，縮小社會收入分配差距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稅收對個人收入分配的調節可以通過多個環節進行。由于個人收入分配在社會經濟分配的全過程中表現為個人收入的實現環節、使用環節、財富積累環節及轉讓環節，通過在個人收入分配的各個環節設置相應的稅種可以形成一個完整的收入分配稅收調控體系。
在個人收入的實現環節，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調節個人可支配收入，通過征收社會保險稅補充低收入者的收入。個人收入的實現環節是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環節，其中個人所得稅是稅率調節收入分配的最重要、最直接的手段。一方面，通過累進稅率的設計可以調節高收入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合理的費用扣除標準給予低收入階層稅收優惠。開征社會保險稅則可使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得到制度保證和法律保征。社會保險稅是社會保障的主要資金來源， 可以為政府籌集到必要的社會保障資金，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直接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
　　在個人收入的使用環節，通過對特定的消費品和消費行為征收消費稅，起到補充調節的作用。由于分配與消費是密切相聯的，消費不公是分配不公的最終表現形式。但用稅收有選擇地調節其中的高消費，不僅可以在流通領域調節高收入階層的支付能力，進而間接影響個人收入分配，還可以引導高收入者把高收入轉化為生產性投資，從而有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市場效率的提高。
　　在個人財富的積聚環節，征收一般財產稅，在征收財產稅的情況下，財產是衡量個人納稅能力的重要尺度，擁有財產的多少就表示了納稅能力的大小。因為有財產者納稅，無財產者不需要納稅，擁有較多財產的人多納稅，擁有較少財產的人少納稅。因此，通過財產稅率的變動和相應的財產價值的調整就可以避免社會財富過多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縮小社會收入分配差距。
　　三、消除行政性行業壟斷，控制壟斷行業收入
　　有調查顯示，一些壟斷行業企業員工的灰色收入，是工資單上的好幾倍。這么多錢從哪兒來？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上下游企業的“利益輸送”。
　　一些壟斷行業企業利用自己的壟斷地位，任意將工程項目轉包給指定企業。而這些企業既有當年國企改革主輔分離時剝離出去的“兒子”、“孫子”企業；也有壟斷企業職工集資投資的企業，或者干脆由壟斷企業自己“一套人馬，兩塊牌子”，可謂壟斷企業的“雙胞胎”。它們與壟斷企業明脫暗不脫，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每當壟斷企業進行招投標，這些“血親”們總會獲得優先的機會，從壟斷利潤中分得一杯羹。當然，他們也會以各種名目、途徑慷慨地回饋壟斷企業的厚愛。比如為壟斷企業報銷各種賬外的票據，讓壟斷企業員工直接享受企業的分紅……總之“肉爛在鍋里”，大家分而享之。所以，盡管壟斷企業員工的收入表面上連連下調，暗地里卻仍然肥美。
　　在一些壟斷行業，如此“血親”相連、利益共享的現象相當普遍。這已經嚴重破壞了市場公平競爭的法則、降低經濟運行的效率，滋生腐敗，最終侵害消費者利益和全社會公共利益。
　　壟斷行業的“親緣”脈絡，實際上是一條損害市場公平競爭、見不得陽光的利益鏈！必須下大力氣查清并割斷壟斷行業的“血親”。
　　只有市場公平競爭，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壟斷行業包辦國家投資，從而有機會牟取不正當利潤的弊端。除涉及國家安全等核心利益的行業，都應當進行市場化運行。通過培育更多的市場主體，實行充分的市場競爭，遏制壟斷企業的權力擴張。
　　此外，壟斷行業利用壟斷優勢，對很多項目、產品的定價實行“一言堂”，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招投標的市場機制流于形式，不能發揮應有作用，壟斷企業的“血親”們必然會近水樓臺先得月。因此，應當進一步完善市場機制，實行更為嚴格的、置于有效監督之下的招投標制度，創造更加公平的競爭環境。　　
　　還有，審計部門審計壟斷行業的收入，不能只看“工資單”。“一個企業，多個賬本”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有的工資單，就是專門做給審計部門看的。審計部門可以通過核查壟斷企業的賬外收入，順藤摸瓜，理清壟斷企業的“家族血親”脈絡，對壟斷企業經營進行全面的審查。看看壟斷企業所謂的“舉賢不避親”，是否保證了相關工程、項目的質量標準？為了“血親”的利益，壟斷企業的相關工程預算是否摻雜太多水分？近年來，國家審計部門已經陸續進駐一些壟斷企業進行審計，希望監管部門的鐵腕，能扯斷壟斷行業的“血親”鏈條！
查查壟斷行業的“血親”
　　四、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社會保障制度
　　（一）公共服務均等化需要轉移支付制度。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政府為各地居民提供基本的、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有不同標準的、最終提供大致相等的公共服務和物品，任何人享受公共服務的權利不因客觀因素差異而被剝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共服務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決定了市場在提供公共服務上出現失靈，必然要求政府介入，如教育服務、社會安全服務、醫療衛生保健等公共服務。與個人福利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的提供責任應授予地方政府。然而，各地經濟發展水平迥異，自然條件、生產要素、公共服務提供成本等差異，必然導致地區之間財政能力和公共服務水平存在差異，如果放任各地發展，會產生“馬太效應”，加劇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均衡，這不僅會降低經濟效率，而且也損害社會公平。轉移支付制度是政府之間調節財力的重要手段，在均衡各地財力，進而提供相對均等的公共服務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轉移支付制度為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提供條件。轉移支付制度是分級預算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均衡各級預算主體之間收支規模不對稱的預算調節制度，是調控政府之間財政能力和財政行為的一種重要手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轉移支付的作用，一是彌補縱向財力缺口，以使下級政府履行職責，是實現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相對稱的重要保障；二是彌補橫向財政缺口，減少富裕和貧困地區之間的財政差異，是實現各地均衡發展的重要措施；三是可實現公共服務外部效應的內在化，提高公共服務的提供效率，因為政府之間轉移支付可以從全局來統籌提供公共服務，不至于因外部效應的存在使地方政府出現扯皮或者缺位。可均衡地區之間財力的轉移支付制度，是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手段和制度設計，不僅可以調劑地區之間財力水平差異以促進公平，還可以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以保證效率，避免因為地區之間在公共服務供給能力方面的差異，出現人口流動等問題。
　　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提高社會保障水平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化,社會保障體系已經成為與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大事。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最低生活保障等,不僅是我們明天的重要保障,同時也影響著我們今天的生活質量。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多次提到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問題。因此,進一步提高企業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標準、優撫對象撫恤補助標準、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補助標準、社會救助水平和農村五保供養標準；逐步擴大社會保險覆蓋范圍的具體措施,逐步完善符合機關事業單位人員、靈活就業人員、進城務工人員等社會群體就業和收入特點的分配制度；加強社會保障建設,努力減輕低收入群體在教育、住房、醫療等方面的支出負擔,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扶持力度；通過轉移性支出,如社會保障支出、救濟金、補貼等,使每個社會成員獲得起碼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
　　五、解決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一）取消戶籍制限制促進城鄉產業融合。城市化和非農化同時并舉。在城市化的進程中,打破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制度,允許和 鼓勵有條件的農民在城鎮謀業定居,享有與城市居民相同的待遇,賦予農民參與市場平等競爭的機會,讓自主遷徙、自主擇業、公平競爭成為農民的基本權利,以促進農民的收入增加。政府要做的是消除不利于城市化發展的體制和政策障礙,引導農村勞動力合理有序地流動。沒有農村的城市化,中國當前存在的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就不可能得到有效地遏制。
　　（二）加快城鄉產業融合。縮小城鄉收入差距要求我們必須妥善協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城市化的發展就是要徹底打破當前城鄉產業分割的格局,以增加農民的收入為根本出發點和歸宿,在城市化的產業布局中實現城鄉經濟統籌,以城市繁榮帶動農村發展,構建城市現代產業對農業包括農村中的第二、第三產業改造的有效機制,實現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互動,協調發展。這也符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城鄉統籌思路,既要使城鄉經濟社會資
源優化配置,又要使城鄉經濟社會結構全面轉換,不僅要調整政策導向,而且要調整發展戰略,建立城鄉一體化的經濟運行機制。
　　（三）完善農村土地制度實現規模化經營。完善農村土地制度,發展農業規模經濟,首要前提就是要賦予農民長期的土地承包經營權,關鍵是加大農村承包土地使用權流轉力度。從目前農村實際來看,土地流轉機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當農民外出經商、務工或者遷移需要轉讓土地時,談判對象不是平等主體的農民,而是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代表。我國農民的承包經營權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就是農村土地流轉市場不健全。
　　（四）不斷完善對農業的支持保護政策體系。政府制定支農政策的戰略目標應該是:協調工農關系和城鄉關系,提高農業的綜合生產能力和綜合競爭能力,促進農民增收,在工業化進程中推進農業的現代化發展。通過工業的自身發展為農業直接提供優質、低價的工業品和農用生產資料,同時增加對農產品的需求。通過工業的結構、布局調整和規模的擴張增強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同時培養和扶持農村自我消化和發展能力。政府一方面要不斷完善對農業的價格保護和補貼政策；另一方面,更要大力改善農業生產條件、提高農產品質量、增強農民科技文化素質、提高農業資源利用率,大幅度增加科技和農業基本建設投入。
　　1、建立和完善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制度。(1)提高財政支出的使用效益對于增加農民收入至關重要。增加用于“三農”的支出要符合公共財政和WTO的要求。對農業主要是用于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開展農業科技以及流通、信息服務等方面,幫助農民減少市場風險和自然風險,減少農業生產成本,通過“以工代賑”直接轉化農民收入。對農村主要是增加小城鎮建設、九年義務制教育、農村衛生和農村生態保護等支出。對農民主要是增加扶貧、技術培訓等支出。(2)完善農業補貼制度,把農業補貼由價格支持轉向直接補貼。通過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建立糧食直補制度,壓縮糧食流通環節的補貼數額,將糧食保護價與市場價差額直接補貼給農民,使種糧農民增加收入。
　　2、加大農業和農村發展投入。(1)提高財政支農的比重。1978年支農支出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最高,為13131% ,到2007年我國財政收入51 321178萬億元,支農財政支出3404萬億元計算,比重為6163%。如果按1978 年的13131%支出,支出額應該為6830193萬億元,相當于當年實際支出的2 倍。(2)按一定比例直接向第二、第三產業提取農業發展基金,向社會征收農產品消費稅等,用于加快農村生活基礎設施建設,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3)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要進一步加大對農村的轉移支付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