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首起特大地下錢莊案開庭 38名被告人中有5名銀行員工

　　“莊主”揭地下現金流通之謎

　　昨天，西城法院開庭審理本市首起特大地下錢莊案。該案共有38名被告人，他們以馬甸郵幣卡市場為基地，套現超過5億元。被告人均被指控犯非法經營罪。主犯張紹春當庭認罪，并供認地下錢莊供需兩旺、銀行審查不嚴和服務缺位是地下現金交易火爆主因。

　　因涉及人員眾多、案情復雜，該案預計要連審三天。

　　中間人自曝

　　三種企業需要串支票

　　案件原定于9時10分開庭，但是因被告人劉某前日突發心臟病，需要從醫院提押到法庭，所以庭審晚了半個多小時。為了照顧劉某的特殊情況，法庭打亂主從犯順序，先從劉某開始審理。

　　劉某自稱只是中間人，最開始一個當包工頭的朋友想要串支票，找到自己。“我知道馬甸郵幣卡市場有人有現金，就幫忙聯系，我一般收取0.2%的手續費。”劉某說，還有旅游公司、小的IT企業找自己串支票。

　　據起訴書指控，2009年至2011年4月，38名被告人共為世紀彩虹展覽展示有限公司、中旅體育旅行社有限公司等70余家單位提供的1000余張轉賬支票，套取現金人民幣5億余元。

　　“需要串支票的企業一般有三種。”劉某根據經驗做出分類：第一種，也是最普遍的，就是為了逃稅的企業，最多的就是建筑企業。串一張1000萬元的支票只需要支付1萬多元的手續費，如果納稅的話，要繳付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記者從案卷里看到，十幾名包工頭在被告人黃某處共串支票5400多萬元。

　　第二種就是支票屬于灰色收入，這種情況主要存在于旅游業。一個典型案例就是2009年7月，導游王某帶外國旅游團去某藥店買藥，游客消費后，王某收到藥店以空頭支票形式付給的導游咨詢費5萬余元。正當渠道，王某無法申領這張支票，只能通過中間人在地下錢莊將支票變現。

　　劉某說，還有一個需要現金的大戶就是中小企業，它們沒有資質從銀行得到大量現金，或者銀行審批時間過長，它們只好找地下錢莊拆兌。

　　“莊主”坦言

　　我們也需要支票

　　張紹春是馬甸郵幣卡市場的商戶，主要經營電話卡批發和零售業務。對于被指控的罪行，他基本認可，但認為金額過多。

　　“我在馬甸干了十多年，說實話，我們這個行業很特殊，就是每天手里有很多現金，少的幾百萬，多的上千萬，這么多錢，怎么辦？”張紹春說，從移動和聯通批卡，對方不收現金，只要支票，他們就得到銀行把錢換成支票。“這個業務，銀行不怎么掙錢，對我們愛搭不理的，經常給我們指到一個窗口，排老長的隊。”2009年的一天，張紹春正在排隊，忽然一個男子湊上來，問他“愿不愿意用現金換支票”，還許諾0.8%。的手續費。

　　“我賣一張卡，才掙5分錢，換一張支票，比賣卡掙得還多。”從此，張紹春干上了套現的買賣。

　　“說實話，生意超出想象的紅火。”張紹春說，不少中間人找到自己，要求串支票，自己慢慢成了“莊主”（串支票“大戶”的統稱）。由于兌現支票需要對公賬戶結算，到最后，為了在銀行獲得更多的對公賬戶，張紹春以自己店鋪多名伙計的名義注冊了9家公司，地址都是馬甸郵幣卡市場自己的攤位。

　　張紹春交代，現金需求方通過中間人，把支票電匯或通過網銀轉賬方式轉到自己的對公賬戶，自己再給付現金。現金支付的方式有兩種：一是扣除手續費后直接給現金；二是扣除手續費后采取網銀轉賬方式，從他的個人私戶里把錢轉到對方提供的賬戶。

　　“幫兇”銀行員工

　　為業績牽線搭橋

　　38名被告人中，有5人是銀行職員，分別來自華夏銀行、交通銀行、大連銀行北京分行、民生銀行，還有廣發銀行。

　　用張紹春的話說，換支票時，銀行把自己當孫子，存錢時，銀行把自己當爺。檢察官也介紹說，和其他中間人不同，5名銀行員工并未從串支票行為中收取手續費，但是銀行有攬儲的任務，一般對公賬戶上的錢不計入任務量，只有私人賬戶的錢才算，因此“莊主”套現并存入私人賬戶時，雙方就有了共同的利益訴求。當“莊主”提出取現的需求時，這些銀行工作人員明知違反相關規定，但為了自己的績效考核，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幫忙牽線搭橋。

　　檢察官說，要不是銀行內部反洗錢部門定期檢查，發現了可疑交易記錄，這起案件不知還要深埋多久。據悉，2008年前后，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反洗錢處陸續接到本市多家商業銀行反洗錢部門的可疑交易監測報告，才最終導致該案案發。

　　既然是反洗錢部門發現情況，張紹春等人為什么不能定性為洗錢罪？北京市東衛律師事務所律師戴福介紹，根據刑法規定，洗錢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貪污賄賂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等的違法所得及其收益，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通過存入金融機構、投資或者上市流通等手段使非法所得收入合法化的行為。“洗錢罪必須有上游犯罪，即必須是‘黑錢’，否則單純套現，不能認定為洗錢罪。”戴律師認為，張紹春等人主要是違反了我國金融業由銀行機構專營的規定，這一行為不僅僅表現為逃稅，嚴重的話，可以形成一套獨立的經濟結構，直接威脅國家金融安全。

　　戴律師認為，地下錢莊的存在、壯大和“地上銀行”的缺位不無關系。“如果銀行能夠增強競爭機制，服務更快捷、便利，中小企業就不會冒險尋求地下錢莊，同樣，銀行如果能加強監管，關閉地下資金流通渠道，地下錢莊也根本無法生存。”

　　本報記者 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