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學者王育濟教授為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申辦和籌備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自1900年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建立以來，幾代中國學人視其為"學術與邦國"大計，從中國初次關注、報道大會，到參會，再到成功申辦，1個多世紀里，他們奔走呼吁，不懈努力。著名學者王育濟便是其中的一位。

　　日前，山東大學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專家咨詢組組長、山東省歷史學會會長、《中國歷史評論》主編王育濟教授接受了本刊采訪，就相關問題做了解答。

　　天下泉城：您好王教授，在申辦和籌備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過程中，您和您所主持的《中國歷史評論》一直非常關注100多年來大會與中國的關系，這是為什么？

　　王育濟：首先，這是一個史學工作者的學術本行和本能；同時，也是更重要的，這與大會的申辦和籌備緊密相連。因為中國與大會交集的動因、方式、學術追求與話語建構等，無不包含在這100多年來的歷史進程中，不清楚這些歷史，也就無法定位籌辦第22屆大會的價值與意義，也就很難明晰籌辦大會的框架、理念、責任與舉措。

　　天下泉城：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創始于1900年，已有100多年的歷史了，中國與大會的關系始于何時，有哪些重要節點？

　　王育濟：國際歷史科學大會創始于1900年，1905年中國就有了對大會的記載，在此后10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20世紀20年代是第一個，也是非常重要的時間節點。

　　當時南京高等師范的一批青年學者，在他們自己創辦的《史地學報》上曾集中關注過大會，尤其是持續譯介和討論了《美國歷史評論》中有關大會的內容，從而在學術認知的層面上建立了中國與大會的通道。當年這些青年學者在討論大會時，幾乎異口同聲地將中國缺席大會視作“國之大恥”！這種吶喊，顯然包含了政治與學術的多重原因。從政治上看，近代以來中國喪權辱國的慘痛現實和復興中華的時代使命，始終激勵著中國的每一位先進知識分子；從學術上看，近代以來，西方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迅速發展，不斷沖擊和挑戰著中國傳統的“經史子集”，中國知識分子的世界視野正是在這種挑戰和沖擊中培養起來的。20年代這批中國青年學者的吶喊，顯然既包含著復興中華的強大動因，也有著“預世界文化之流”、與國際學術平等交流的高遠境界。而正是這兩點，確立了中國與大會交集的文化基調，構成了此后100多年來中國參與、申辦、籌備和舉辦大會的邏輯主線。

　　20世紀20年代的另一件大事是“中國史學會”的第一次創立，牽頭人是北大歷史系主任朱希祖。盡管這個史學會一年之后就解體了，但顯然也搭建起了中國與大會的第二條通道——以學術組織為中介。同時，這一時期，中國與大會的第三條通道也搭起來了，就是通過官方。1928年國際史學會向國民黨統治時期的“外交部”正式發文，希望中國派代表參會。“外交部”也做了正式的回復。

　　這樣，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與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三條通道都建立起來了——學者的、學術組織的、政府的。這也奠定了中國與大會聯系的一種基本模式和格局。這種模式一直延續到今天，成為我們申辦、籌備和舉辦第22屆大會的既定框架。例如，5年前的第22屆大會的申辦，就得到國務院、山東省的積極支持，并寫入濟南市“十二五”規劃。2010年之后的5年中，中國史學會和山東大學有關大會的籌備工作，也都是在各級政府的支持下進行的，包括山東省最近一次的“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支持保障協調會”。

　　天下泉城：1938年，胡適參加大會，在中國與大會的關系史中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當時是在什么歷史背景下，讓胡適克服重重困難參加大會的？

　　王育濟：不僅僅是胡適，19世紀30年代，當時幾乎所有的學術大家都與大會發生了密切關聯。這當中除了學術發展的內在需求外，主要有兩大外在原因。

　　一是國際史學會主席、劍橋大學教授田波烈來中國訪問1個多月，他的目的就是動員中國參會。田波烈在中國見了很多人，做了很多場演講，概括起來就是兩句話：“中國需要世界，世界需要中國。”他的理念得到中國學術界的廣泛認同和熱烈響應。

　　第二個背景就是日本全面侵華戰爭，伴隨戰爭的就是歷史學領域中的較量。日本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就派人參與大會，十分注重這方面的話語權。所以1937年傅斯年在給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教育部”的報告中明確講：“此會系國聯所主持，是一鄭重的國際學術會議，未可輕視。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遠東史，此皆日本人指鹿為馬，淆惑視聽之處，吾國不可略過也！”1938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后，國民黨政府仍排除艱難，堅持派胡適出席當年在蘇黎世召開的第8屆大會，胡適的態度也是非常堅定，他說：“Zurich（蘇黎世），我必須一去！”了解這些重大背景、重大史實，可以使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上世紀30年代中國與大會的關系，當然也可以更準確、更深刻地理解100多年來，包括當下中國歷史學家可能承擔的責任與使命。

　　我在許多場合都曾提到過，申辦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除了“提升中國的話語權”“增加文化軟實力”等寬泛的意義外，更能觸動人心的“文化邏輯”是——這是向達、陳訓慈、蔡元培、羅家倫、傅斯年、顧頡剛、胡適、陳寅恪，以及后來的胡喬木、劉大年、季羨林等幾代學術大家為之奔走了近百年的偉大事業，自然這也是我們這一代學者應該擔承的責任與使命。所以，在過去的一二年中，在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先生的建議和指導下，我所在的《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曾組織山東省歷史學會和山東大學的專家學者，圍繞著“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與中國”這一課題，花了很大的氣力，系統梳理了近百年來中國幾代學術大家與大會的關系，不但發現了許多新的文獻，搞清了很多學術問題，而且也常常為先輩們的家國情懷，為他們的敏銳與堅韌，為他們的責任感與使命感所打動。

　　天下泉城：圍繞著“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與中國”這一課題，你們具體做了哪些工作？

　　王育濟：一是在中共山東省委宣傳部的支持下，創辦了《中國歷史評論》，并在其中開設了有關史學大會的專欄，先后刊發了一系列重要文章，這些文章幾乎都引起很大反響；二是由《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和山東省歷史學會牽頭，組織編寫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與中國》、《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簡史》等內部資料；三是策劃制作了《中國與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宣傳片。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于沛先生是中國申辦22屆大會的重要學者之一，他看了這些材料后說，“這是大會籌備中最重要的基礎材料”。山東大學的張榮校長在這些材料中看到羅家倫與史學大會的關系時，曾非常感慨，因為羅家倫當時任中央大學，即今天南京大學的校長。而張榮校長就是從南京大學調任山東大學的。所以他說，籌辦好大會是一種歷史使命，是一種光榮和責任。

　　天下泉城：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與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關系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王育濟：1980年中國第一次派代表團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了布加勒斯特第15屆大會，這是由中共中央批準，由書記處書記胡喬木同志具體推動的；1985年，中國派代表團出席了德國斯圖加特第16屆大會，并正式成為會員國。此后第17、18、19、20直至阿姆斯特丹第21屆大會，中國都組團參會。伴隨著改革開放和中國學術的日益國際化，史學大會也一直是中外學術交流的一個重要平臺，中國的歷史學科也因參與大會，在史學理論、史學方法和研究視野上都發生了深刻變化。改革開放以后的30多年中，中國與大會關系的另一項重要內容就是申辦大會。經歷過1995年的一次挫折，中國于2010年第二次申辦時取得成功。

　　天下泉城：您作為申辦第22屆大會的參與者和推動人，見證了大會的申辦過程，請您介紹一下第22屆大會從開始申辦到成功，經歷了哪些過程。

　　王育濟：這一問題已經有許多媒體報道過了，這次就不再重復介紹了。但有一點可以強調一下，就是濟南的泉水對我們成功申辦大會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播放了一個20分鐘的宣傳片，其中大量采用了《天下泉城》中的畫面，為我們的申辦工作加分不少。

　　天下泉城：剛才您講了濟南的泉水文化在申辦22屆大會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在籌備和舉辦大會時，濟南的泉水文化又會怎樣展示呢？

　　王育濟：關于這一問題，濟南名泉研究會的老領導邢玉墀先生曾找我議過。有一次我在北京開會，我們在電話中還討論了很長時間，老人家深切的責任心令人感慨。我們共同的看法有兩點：首先，泉水作為旅游景觀，將會給參會的外國歷史學家以美的享受。“大美泉城”“天下泉城”也將伴隨著全世界數千名歷史學家的游覽、贊嘆而獲得更完美的闡釋。其次，我們的泉水和泉水文化有可能成為各國歷史學家持續關注、持續研究的對象。因為22屆大會開幕式的主題是“自然與人類的歷史”，而濟南的泉文化恰恰就是自然與人類歷史的偉大結晶。泉水作為一種自然現象，有其固有的演進規律，但其“命運”也與人類的態度息息相關。濟南的泉水歷經數千年的人間滄桑，始終在泉水的數量、分布的區域、噴涌的形態、水質的清澈甘甜，以及泉源的暢通等自然生態方面始持著無與倫比的優勢，這本身就是“自然與人類歷史”和諧互動的一個偉大奇跡。這種生態奇跡，凝結著數千年來濟南人民的巨大心血與貢獻。尤其是在洶涌的城市化浪潮中，濟南既順應了潮流，成長為一個城市功能齊全、人口密集的特大都市，但同時又成功地保護了泉水生態。這其中當然會有諸多不足和失誤，但就整體而言，濟南在泉水生態方面的努力與貢獻是有目共睹的。而所有這些努力與貢獻，正反映了“自然與人類歷史”這一宏大主題，也創造了人類生態文明中的“濟南經驗”。這一經驗完全應該成為各國歷史學家持續關注和研究的范例。

　　天下泉城：泉文化與大會的這種深層的學術關聯是我們以前沒有想到的。您能從學術的角度再具體闡釋一下泉文化的內涵以及與大會的關系嗎？

　　王育濟：從學術的角度看，關于泉文化的內涵，至少可以提出三點。一個是前面已提及的，濟南泉文化是生態文明的偉大結晶，其最重要的內涵就是濟南人對泉文化由衷的“親愛”，即李清照詞中所說的：“水光山色與人親，說不盡，無窮好。”

　　濟南泉文化的另一個突出內涵，是其豐厚的人文積淀。濟南泉水與人類精神生活的交集極早，中國最早的文字、最早的詩歌、最早的史書都記載過濟南的泉水，由這“三個最早”為基點累積而成的文化，是其他任何國家、任何區域的泉水都無法比擬的。章太炎在游歷趵突泉時就曾感慨：“斯泉已在載籍二千五百年于茲，豈徒以水之芳冽名？”關于濟南泉水人文積淀之豐厚，還可以以濟南的泉水詩為例。據2013年出版的《濟南泉水志》統計，歷代濟南泉水詩多達1200首，而侯林、王文的《濟南泉水詩補遺考釋》則又補充了445首。這一龐大的數字，同樣是其他任何國家的泉水都不曾擁有的人文驕傲。

　　濟南泉文化的第三個突出內涵是其豐富的科學積淀。這主要表現為對泉水“水文狀況”的古今觀測與持續的研究。宋代沈括、曾鞏等對泉水的“源流”已有近乎科學的觀測；關于泉水干涸與復涌，在元明清文獻中也有寶貴的記載和觀察。近代以來，有關濟南泉水的水文地質狀況的研究則更為科學，并出現了一些很國際化的研究。1950年后，奚德蔭、黃春海、李范真、王紹文和山東地礦801大隊的持續勘察，更是上升為系統的科學研究。尤其是801大隊，對泉水水文地質進行了60余年不間斷地觀測與研究，體現出新中國在生態文明保護方面的制度優勢，構成了泉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涵。歷史學家做不了自然科學的研究，但從“科學史”的角度關注這些問題，卻是中外史學家的興趣所在。

　　除了這三點之外，有關泉文化在濟南文化中的主體地位、72名泉與泉水的審美排比、泉水與濟南園林的本質特征、泉水與濟南人的群體特征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學術問題，也是出席大會的國內外史學家可能感興趣的一些話題。

　　史學大會的籌備，一是“會務”方面的工作，包括場地、食宿、交通、安保等；二“會議”方面的工作，包括大會主題、議題和100多場討論，也包括對大會的研究與宣傳，以及圍繞著大會相關議題召開的各類衛星會議、平行會議等。后一方面的工作主要由國際史學會、中國史學會和山東大學擔承，也是學者們的責任所在。去年，山東史學會曾結合大會的具體議題和區域文化特色設計過淄博的足球史、章丘的龍山文化等衛星會議，目前，這些會議都以平行會議的方式得以落實。“泉城”是大會的舉辦城市，而大會開幕式的主題又是“自然與人類的歷史”，泉文化的充分展示應是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