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漸行漸近，如今，我們甚至已經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她響動的腳步。

　　這個讓幾代學人在茲念茲的，為之奔走呼吁的“學術與邦國大計”，再有1個多月的時間就要走進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山東，走進以文史見長的山東大學。

　　《文史哲》主編、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著名史學家王學典教授看來，在“二戰”后世界歷史共識正在重構，中國國學、儒學重新回歸的當下，國際歷史科學大會走進中國，無疑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

　　王學典教授說：“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為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交流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平臺。

　　天下泉城：如今，我們強烈地感受到，歷史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在世界范圍內，越來越多的讀史者出現，產生這種現象的背景是什么？

　　王學典：出現這種現象的一大背景是“二戰”后70年來形成的許多歷史共識被打破了。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世界形成了新的秩序，國際史學界對“二戰”史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識。但是這些共識在近些年，特別是201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的時候，被現實的利害、政治的選擇、國家的利益所打破。

　　今年5月9日，莫斯科紅場閱兵是俄羅斯為慶祝“二戰”勝利70周年而舉行的紀念活動。蘇聯為“二戰”的勝利做出過巨大犧牲，但是如今因為克里米亞問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國家領導人卻集體缺席此次閱兵，從史學角度看，這一個事件標志著人類關于“二戰”形成的某些歷史共識的被打破。

　　同時，由于中國的崛起，美國實行所謂的“亞洲再平衡”戰略，使得日本的國際地位和作用，以及對于歷史的態度上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這些也促使“二戰”后的國際歷史共識被打破。

　　所以說，在2015年前后的世界，歷史已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焦點問題。目前學術界面臨的最尖銳的問題，不是經濟學問題、政治學問題、社會學問題，而是歷史學問題。

　　因此，人們迫切需要讀史以來知世界。

　　天下泉城：對于中國來說，同樣面臨著歷史再回歸的問題，除了您上面說的原因外，還有哪些原因？

　　王學典：相對于中國，歷史重新回到人們視野中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特別是“十八大”之后，整個中國的精神氣候正在被重構，這一精神氣候的最大特征是：整個中國的學術界正在朝著更加本土化的方向發展。

　　天下泉城：這種本土化的方向發展體現在哪些方面？

　　王學典：中國學術本土化的發展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以歷史、中文、哲學三個學科為代表的人文科學正在重新主流化，這也是符合中國學術本土化的發展方向的。

　　1949年之后的前30年，人文科學在中國占據著主流地位，活躍在學術舞臺前沿的是郭沫若、周揚、胡喬木等人文學者；之后的30年，由于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方式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隨之而來的是社會科學的崛起，人文科學逐漸被邊緣化。

　　但是到了今天，人文科學又重新回到了中國人的視野中，逐漸回到社會的主流地位中來。

　　在這種背景下，今年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以及2018年的國際哲學大會在中國召開，不僅會極大地促進中國史學的發展，同時對于中國整個人文科學的發展和重新回歸，無疑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天下泉城：您前面講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那么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中和現今中國的崛起過程中究竟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

　　王學典：文化攸關國家興衰，同時一個國家的崛起，沒有文化作支撐也是不可能實現的。

　　世界上一些大國的興衰昭示了一個規律：有沒有文化紐帶攸關一個大國的興衰。在世界歷史上，像波斯帝國、奧斯曼帝國在世界史上都顯赫一時，但這些帝國都存在一個現象，雖然崛起的很迅速，但是很快也就瓦解了。這些帝國存在的時間都不是很長，當它們來的時候好像潮水一般陸，當它們消失的時候也無影無蹤。相反地，在歷史上，中華民族，還有印度、埃及等民族歷經幾千年風雨而不倒。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文化紐帶。

　　而中華民族國長期被維系，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在于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文化。

　　在歷史上，中華民族曾經多次遭到周邊少數民族的侵略，但是她在一段時間之內可以陷入分裂，可以陷入瓦解，但是過一段時間，她又重新集聚起來了，它又重新站起來了，這其中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力量。

　　可以說，中華文化造就了中華民族，也造就了她的文明。

　　天下泉城：您在前面提到了儒學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在中華民族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同時，您也在多個場合提到了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古典學術迎來了發展的春天，您和山東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最近又做了哪些工作？

　　王學典：我們現在也做了很多工作，我舉幾個例子，一是許嘉璐教授牽頭承擔了一個項目，叫做“馬克思主義與儒學”，這個項目目的是想解決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系問題，特別是要回答馬克思主義如何與中國的文化實際相結合。

　　我們另外一個項目是“《十三經注疏》匯校與點校”。《十三經注疏》和《二十四史》是中國文化典籍的兩大骨干。之前已經通過國家的力量，由中華書局出版了《二十四史》的點校本。相反地，《十三經注疏》這樣的中國文化典籍卻沒有人進行系統科學地整理，因此我們儒學高等研究院就設立了這樣一個項目，改變中國經學現貌。我們預備先進行匯校工作，再進行點校工作，最后出版一部與《二十四史》相匹配的，反映中國當代水平的權威定本。這樣一個項目的設立對文化建設的意義是不能低估的。

　　還有一個項目是“史部儒家文獻匯編”。中國的《二十四史》，基本上全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編纂的。《二十四史》以及其他史當中，都包含著許多關于歷史事實的評論，而這些對歷史事實的評論事實上都是從儒家的觀念出發的。把這些評論匯集起來，對人們認識以往的中國社會是怎么被塑造的具有巨大的作用。這項工作前人做過，但我們認為做得不是很好。我們還承擔了另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叫《子海》，就是把所有的子部文獻，像《管子》《孫子》、《老子》《莊子》《墨子》都重新整理一遍。

　　我列舉的這些項目事實上是要對經史子集等各類中國傳統文獻中的儒家文獻進行全面的清理工作，這些工作都在有序推進。我們這些項目全部都是以10年、20年為期，發揚“十年磨一劍”的精神，把有關儒家的主要文獻作一個全盤的的清理，這就是我們目前做的工作。

　　天下泉城：第22屆大會召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將齊聚濟南，在這里，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將會相遇、相互碰撞。在會場之外，當今的世界同樣面臨著不同文化、文明同時存在、碰撞的狀況。那么，在今天，不同文化、文明之間應該如何相處？

　　王學典：不同的文化，文明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就拿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來說，中國文化強調個人內心道德，講究“內圣外王”，所以中國的古代思想家，比如孔子、孟子大都是人文科學家；西方文化強調人對自然，對世界的改造，所以西方古代的思想家像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大都是社會科學家。所以文化不同，造就的文明自然也不同。

　　但是不同文化，不同的文之間只有形式、追求目標等方面的不同，沒有高低優劣之別。

　　在當今，面臨著多種文化、多種文明并存的狀況，從歷史經驗和現實來看，戰爭和宗教沖突給人類和文明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所以不同文明相處的最好辦法是對話。

　　而國際歷史科學大會恰恰為不同文明的對話提供了一個平臺。它把不同膚色、不同民族、不同語言、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人組織起來進行對話交流無疑有著重要意義和作用。

　　所以，像奧運會、史學大會等這種國際性的大會中國不僅要積極參與，而且也要積極舉辦，這不僅能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而且還能消除不同文明之間的隔閡，為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交流提供一個非常好的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