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收入7500元為何“沒有安全感”？

　　——基層代表委員建言“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兩會期間，一則“北京上班族月收入7500元沒有安全感”的消息引發輿論關注和熱議。一些代表委員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境況和心態。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如何做大“中等收入群體”？使收入分配格局從“金字塔形”向“橄欖形”過渡？

　　減負：如何將高昂的生活成本降下來？

　　小姚在北京一家高新技術企業工作，每月收入約7500元，扣除五險一金和個稅后，每月實發約6500元，再除掉房租、伙食費和交通費等生活必需開支，每月積蓄不到2500元，他說生活在北京沒有安全感。

　　租住在蝸居，出門擠地鐵，買房是奢望……小姚的感慨引起許多上班族強烈共鳴。全國人大代表、西南財經大學教授易敏利指出：“這反映出我國中等收入者非常脆弱，享受的社會保障和福利較少，生活負擔壓力較重。”

　　何為中等收入者？專家認為應具備中等以上收入、生活比較富裕、生活水平比較穩定。中等收入者不應該是“房奴”“車奴”“孩奴”。但現實中，住房、教育、醫療和養老等高昂的生活成本，扼殺了城市工薪階層積累財富的能力，制約了中等收入群體的增長。

　　“中等收入群體是一個成熟社會的中堅力量，是消費社會的基礎。這個群體應該是富有活力的，但是現在，他們陷入了某種群體性焦慮。”易敏利代表說。

　　“做大中等收入群體，首先要織密社會保障網。”來自云南省昆明市基層的全國人大代表楊明說，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主要覆蓋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享受不到城鄉低保、保障性住房等政策。他建議，政府要切實加大調控房價、穩定物價、推進教育公平、深化醫改和完善社保等方面的力度，為中等收入群體“減負”，建立有利于中等收入群體增長的社會保障體系。

　　增收：如何讓“兩個提高”從概念變成政策？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去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810元，同比增長8．4％，低于GDP增長9．2％和公共財政收入增長24．8％的幅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為19118元，比平均數低2692元。

　　“這組數據表明，我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還在降低。同時，大多數城鎮居民收入在平均水平以下。”來自四川一家民營企業的全國人大代表王麒認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告別了“共同貧困”，但遠沒有達到“共同富裕”，現在收入分配格局變成“金字塔形”，貧富差距在拉大。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建議，抓緊制定并盡快出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明確改革目標、任務和路徑。關鍵是在頂層設計上落實“兩個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使“兩個提高”從概念變成政策。

　　統籌：如何通過“調高”“提低”達到“擴中”效果？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了調高、擴中、提低的改革方向。這三者是有關聯的，調高和提低都能起到擴中的效果。”易敏利代表說，“調高、擴中、提低”需要統籌推進，打出“組合拳”。包括調整部分壟斷行業尤其是高管人員的過高收入，提高個稅起征點，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等。

　　“受成本、原材料、融資和勞動力等各種因素影響，我國中小型和微型企業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商銀行云南省分行行長許海說，中小微型企業創造了80％以上的就業崗位，必須切實給小微企業“解困”，才能創造持續增長的就業機會，才能為工薪階層提供更高的薪酬水平。

　　全國人大代表、云南白藥控股有限公司總裁王明輝提出，“結構性減稅”對縮小收入差距等具有重要意義，應當作為一項長期的基本財政政策，對結構性減稅制定一攬子計劃，明確路徑圖和時間表。還有代表建議，繼續大幅度提高小微企業的營業稅、增值稅起征點，將個稅起征點提高到5000元。

　　“普通工人的工資水平為什么上不去？因為最低工資標準定得低。”全國人大代表、四川東風電機廠工人王品盛表示，“希望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把更多的財富分配給一線勞動者。”

　　“擴中不能僅在收入上調節，更重要的是在機會上調節，暢通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動的渠道，防止社會階層出現固化。”王麒代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