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亞洲，可以感受到一種形勢大好、高枕無憂的氣氛。”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摩根斯坦利亞洲主席史蒂芬·羅奇觀察到，隨著危機后亞洲經濟率先復蘇，尤其是中國、印度經濟的高速增長，亞洲地區散發著或明或暗的自滿氣味。

　　這種情緒可以理解。按照購買力平價標準衡量，亞洲經濟的全球比重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不足20%，已經上升到2010年的35%左右，特別是過去五年就提升了5個百分點。按照這一趨勢，未來10年內亞洲經濟的規模將會超過美國和歐洲經濟的總額。

　　“近年來全球經濟重心東移已成為國際社會熱點話題。”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中國社科院亞太所所長李向陽認為，如果成真，“這意味著過去200年間歐美經濟主導全球經濟的基本格局將會徹底改變。”

　　然而，與此相伴的，卻是亞洲繼續甚至加深成為全球最動蕩不安和潛在沖突最多的大陸。尤其是2009年7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宣布重返亞洲戰略以來，朝核問題、中日關系、南海問題、東盟自貿區以及中印關系等等亞洲難題，正在相繼取得重大進展時，紛紛急轉直下。

　　即使在經濟領域，如果以能否主導國際經濟規則制定和擁有可持續的自主增長為標準，衡量全球經濟重心，毫無疑問，戰后66年，亞洲并未根本改變自己圍繞“西方世界”運轉的“邊緣”地位。

　　也因此，當2010年4月，“博鰲亞洲論壇”上眾多嘉賓和媒體宣稱，金融危機中的世界應該更多“傾聽亞洲的聲音”時，有人調侃，“什么是亞洲？亞洲在哪里？”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為此痛心地說，“拉美以及北美構想建立自由貿易區，歐洲人談論建立歐洲合眾國，非洲聯盟希望成為非洲合眾國為何獨獨沒有亞洲合眾國呢？”

　　潘基文給出的答案是，迄今為止，亞洲還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市場，也是唯一還沒有地區融合和共同市場的大陸。李向陽忠告說，對亞洲來說，要成為全球經濟重心，改變全球財富的分配格局，需要徹底改變原有的經濟發展模式與區域經濟合作的理念，“國際金融危機為亞洲經濟發展模式和全球經濟發展模式變革提供了難得的機遇。錯過這一時機，亞洲經濟成為全球經濟重心的希望將會淪為幻想。”

　　亞洲經濟的病理

　　“后危機時代，亞洲面臨的最大難題是缺少最終消費市場。”在李向陽看來，這是一個國際共識，背后就是亞洲經濟對區域外市場的過度依賴。據其介紹，亞洲市場對區域外市場的依賴程度大概占2/3，也就是說亞洲國家最終用作本地區消費的實際上只有1/3。

　　更具體講，亞洲經濟依靠的是美國市場和部分歐洲市場。這種由美國過度消費拉動亞洲經濟出口導向的高速增長模式，隨著金融危機結束，要求美國包括歐洲都要減少消費，增加儲蓄。相對應地要求出口導向的亞洲增加內部消費，降低儲蓄。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亞洲出口導向型國家面對的挑戰，絕不亞于美歐為首的發達國家。

　　事實上，這只是國際金融危機下，虛胖的亞洲經濟的表征而已。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龐中英為《瞭望》新聞周刊“把脈”了亞洲經濟的病理。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亞洲發展，基本上是在民族國家框架下單一的、各自為政的發展。從東北亞到東南亞，如今是南亞，出現了一系列發展型國家。發展的“奇跡”和“故事”到處都是。但是，這樣的發展加劇了對資源、市場的競爭和爭奪，產生了一系列新的跨國問題、地區問題。

　　“目前亞洲國際對話中談論的跨國‘非傳統安全’問題，除了全球化因素，主要就是這種發展的結果。沒有地區協調的發展，必然導致發展的競爭和沖突。國家發展的差距導致了新的地區不平衡，一些國家擔心另一些國家的發展。”龐中英將發展主導下的亞洲出現的嚴重問題歸為三個方面：

　　一是重視經濟發展，忽視社會發展，經濟增長在許多地方沒有帶來相應的社會進步；二是以自然資源開發為基礎的發展對生態環境構成巨大的壓力。亞洲生態環境普遍惡化，發展的可持續性成為嚴重問題；三是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發展嚴重不平衡。亞洲一些人口較少的經濟體的經濟規模甚至超過一些人口大國的經濟規模。在許多亞洲國家的內部，發展不平衡十分普遍。

　　按照李向陽的分析，最終這些問題對亞洲的健康形成了強烈的制約：亞洲區域內最終消費需求不足，對區域外市場的依賴格局難以改變；多數亞洲經濟體還受制于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約束和未來全球氣候變化規則的壓力，在國際分工鏈條中難以完成跨越式的發展；亞洲統一市場的建立存在諸多障礙，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無法形成共同的立場。

　　最令人尷尬的是，亞洲在全球經濟政治社會方面“話語權”的嚴重缺位。這種“話語權”在李向陽眼中就是國際經濟金融規則的主導權，“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主導規則的制定能夠給規則制定者帶來巨大而額外的利益。”而現在，盡管西方國家在國際金融危機中遭受了重大沖擊，這些規則的主權者仍然掌控在美歐發達國家手中。

　　只要規則主導權大部分掌控在西方國家手中，即使亞洲經濟規模超過全球經濟比重的50%以上，在李向陽看來，全球經濟重心也不會轉移到亞洲，亞洲經濟的發展也仍然不得不依賴美歐經濟。

　　也正是看到了亞洲經濟的“阿喀琉斯之踵”，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研究項目高級研究員裴敏欣對“亞洲崛起”不以為然，“盡管亞洲硬實力提升很快，但其軟實力則相對缺乏。美國的霸權不僅由于美國空前的經濟及軍事實力，還由其一系列深刻的思想來保證，如自由貿易，多邊協商制度等。”

　　“唯一還沒有共同市場的大陸”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戰后六十多年來久盛不衰的“亞洲奇跡”，被比喻為連續不斷的“雁陣式”亞洲經濟發展模式。但現實意義上，與其說這是一組經濟傳奇故事，還不如說是生產流水線在不同國家的延伸和擴大。因為“亞洲奇跡”從來都缺乏建立在制度層面的地區合作和區域協調，無論是日本、四小龍、東盟和現在的中國與印度，從來講述的都是國家和民族的奇跡。

　　按照中國前駐美大使周文重的分析，亞洲區域真正發展，始于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在亞洲層面上的合作取得實質性進展，轉折點就是2001年：2月，以亞洲為立足點的地區論壇博螯論壇在中國海南舉辦；6月，中國、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在“9·11”襲擊事件之后，即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達成協議，決定在十年內簽署自由貿易協議

　　然而，回顧十年來亞洲地區合作，李向陽認為，有諸如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成這樣的重大成績，同時在許多領域也表現出裹足不前。過去十年，亞洲的區域進程速度非常快，區域貿易協定數量迅速增加，但迄今為止亞洲地區區域經濟合作仍舊存在重大缺陷，沒有形成整體的協定。

　　且大多數都是雙邊的：東盟與日本、東盟與中國、東盟與韓國、東盟與印度、韓國與印度、正在談的日本與澳大利亞等。這種雙邊自貿區協定數量增加的同時，沒有真正使亞洲地區區內貿易數量比例大幅增加。

　　李向陽舉例說，過去十年中，亞洲區內貿易比例一直維持在50%到53%之間。按照經濟學邏輯，自貿區協定的增加應該擴大區域內的貿易比重，實際上亞洲的區域貿易自由化進程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

　　由于亞洲沒有統一的涵蓋整個地區的自貿區區域合作框架，因此亞洲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無法形成統一的立場。在多哈回合里面、哥本哈根氣候變化談判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改革中，亞洲國家都沒有形成統一的立場，反而跨地區的“基礎四國”（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站在了一起。這是一個令人尷尬的局面，潘基文也因此將亞洲定義為“唯一還沒有地區融合和共同市場的大陸”。

　　經濟上的四分五裂，實質上是政治四分五裂的表現。龐中英為本刊記者揭示了難堪局面的根源，“仔細分析亞洲的國家體系，讓許多民族主義者和亞洲主義者難以接受或者不愿意面對的一個最大現實是，‘域外霸權’的美國，居然是亞洲體系中占據支配地位的最重要國家，亞洲不正常地、不合理地以非亞洲國家的美國為中心。”

　　2009年，美國決定重返亞洲戰略，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順利實施，就與其這種特殊地位密切相關。也因此，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亞洲國家對中國經濟上的依存度越來越高，作為周邊絕大部分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按理說中國與周邊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合作應該是深化的，但是經濟上的聯系加強并沒有導致政治上的同步深化。這充分詮釋了為何亞洲區域合作難以一體化的政治根源。

　　內部的猜忌和外部力量的介入，使得亞洲地區秩序呈現出缺少“地區結構”的顯著特征。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對此評論認為，“東亞還尚未決定其地緣政治的未來：是如同20世紀的上半期的歐洲，還是20世紀下半期的歐洲？”

　　轉型“包容性繁榮”

　　“包容性發展：共同議程與全新挑戰”，即將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2011年年會鎖定了這一主題。2010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出席第五屆亞太經合組織人力資源會議開幕式時發表重要講話，提出“實現包容性增長，切實解決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社會問題”；11月再次提出“統籌兼顧，倡導包容性增長”，增強內生動力。

　　以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身份，周文重為《瞭望》新聞周刊解讀了這個亞洲高層對話交流平臺選擇此主題的原因：“包容性是聯合國為落實千年發展目標提出的理念。所謂包容性發展，就是要使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利益惠及所有的國家和地區，使經濟增長產生的效益和財富惠及所有地區。這為亞洲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導向。”

　　事實上，在周文重看來，以胸懷亞洲為己任的博鰲亞洲論壇，以此為年會主題，就是因為，包容性發展是解決亞洲經濟病癥的良藥。

　　“這對于迅速崛起的亞洲國家來說非常有針對性，是亞洲國家在未來時期內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方向。”李向陽分析說，亞洲經濟的病根，就是亞洲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結構調整、區域平衡發展、國民公共設施投入等問題。

　　李向陽指出，作為全球“再平衡”的另一方，亞洲經濟應該作出反向的調整，“增加消費，減少儲蓄。假定其他地區消費需求沒有發生重大變化，那么美國留下的消費需求缺口必須由亞洲經濟來彌補。否則，亞洲經濟將會失去增長的動力。”

　　他舉例說，中國包容性增長集中體現在社會經濟發展模式轉變這一國家大戰略上，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財政支出制度，需要解決區域不平衡問題、重增長輕環境問題等；印度同樣。作為唯一一個增長率接近中國的大國，其高速增長并沒有惠及全民；馬來西亞政府在經濟增長到一定水平以后，也在考慮對過去的經濟戰略作出調整，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效率問題等，防止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后塵

　　博鰲亞洲論壇第二任秘書長、原外經貿部副部長張祥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時也指出，“包容性增長所包含的讓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讓弱勢群體得到保護；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保持平衡；強調投資和貿易自由化，反對投資和貿易保護主義；重視社會穩定等，這些都符合亞洲各國的訴求。”

　　他指出，每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可能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亞洲面積大，人口多，經濟發展水平還不高，而且發展不平衡。各國在資源、市場上具有互補性，同時又在歷史、文化、民族、宗教，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性。

　　這就要求亞洲各國，通過對話和交流，增加共識，找到雙邊和多邊都可以接受的合作方式。彼此照顧對方的核心利益，不搞單極主張，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協助，攜手打造一個資源流通順暢、人才流動頻繁、貿易往來自由、發展機會共享的和諧亞洲。

　　尋找“亞洲共識”

　　變革同樣需要引入亞洲區域合作的實質突破上。在這個問題上，關鍵就是基于亞洲利益的“亞洲共識”的形成。

　　早在2001年中國與東盟決定在十年內簽署自由貿易協議時，就有日本媒體發表評論說：“如果亞洲的地區統一加速，日本和中國的距離感將在地區統一進程中自然趨于消除，最終以把美國排除在外的首個東亞地區的協商場合——‘東盟+日中韓首腦會議’為基礎，日中有可能實現‘亞洲版的法德和解’。”

　　時至今日，作為世界上除了美國之外最大的兩大經濟體，和對亞洲區域合作和亞洲未來命運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大國，中日已經到了重新思考相互關系的時候。

　　李向陽首先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總量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已經成為事實上的經濟大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對自身的認識需要一個過程，外界對中國的承認也需要一個過程。中國需要樹立起大國的風范，在政治、經濟以及國民心態上作出積極而胸懷遠大的調整。

　　在他看來，面對中國的超越，日本也在重新給自己定位。隨著中國的崛起，兩國需要考慮以什么樣的關系相處。畢竟，在自家的門口，誰都希望有一個伙伴，而不是一個敵人。通過對話與交流，增進彼此的信任，放棄大國之恩怨，是兩國未來發展應當重點考慮的課題。

　　對于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的關系，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中，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王逸舟認為值得擔憂的是，目前中國國內存在著一種敢與任何對手“掰手腕”的豪氣，“在部分群體中，虛驕之氣正在滋生，很多中國人在多種場合給人財大氣粗、咄咄逼人的新面目，與改革開放初期那種埋頭苦干、虛心學習與努力提高的風氣形成鮮明對比。在這種局面下，一些鄰國的敬而畏之、畏而遠之甚至‘遠交近防’就不難想見，被外部某些力量充分利用也不難想見。”

　　王逸舟指出，“與中小國家不同，大國的成敗，主因在自身。”在所有的大國興衰中，外部的霸權或集團博弈，只是強弱差序的誘因或加速器。真正的大國不會被擊倒，除非自己犯下致命錯誤。就周邊外交和戰略而言，只有安定鄰國、穩固周邊、深化本地區的合作進程，才能尋求到有利于自身發展和亞洲其他國家發展的良好環境。

　　“當周邊國家看到一個強大而謙遜的中國時，他們會更愿意親近中國，更少理睬那些挑唆離間，在面對各種難題時，會更多與中國商議而非尋找域外大國的背書。畢竟，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已讓它們感受到與我們建立更緊密關系的好處，現在缺乏的僅僅是中國在政治和安全領域的親和力、感召力。”王逸舟說。

　　李向陽也指出，中國與亞洲國家未來的關系應遵循的原則，是有助于這個地區的穩定和共同發展。從鴉片戰爭到后來列強侵略，到“一戰”“二戰”不平等條約簽訂，到抗日戰爭，到冷戰時期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封鎖，中國形成了一種受害者的心態。受害者的心態總將外部的質疑和批評在無形中給予放大。這就要求中國坦然面對外界的質疑和批評，用行為、戰略向外部證明行為的合理性，還要提出讓地區乃至全球接受的公共的國際理念。

　　當然，重建亞洲合作，實現亞洲堅實的自主一體化，除了中國之外，其他亞洲國家能做什么？這是有待亞洲各國解答的命題，也是已屆十年的博鰲亞洲論壇有待實現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