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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一重要的新概念。“和諧”成了我國戰略機遇期的社會主調。因此，從更深層次的理論上把握“和諧社會”的要點也隨即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我國社會正處于急劇轉型的過程之中。轉型是為了發展，
而發展的目標是要發展出一個和諧社會。同時，發展也十分需要以和諧為基礎，以和諧為條件。不和諧，難以發展。轉型期既可以是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也可以是社會矛盾的高發期。這一矛盾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如何建設和諧社會？這得從有關和諧的幾個基本問題入手。
第一要實現社會階層之間的和諧。“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自從原始社會解體以后，人類就出現不同的利益群體，不同的階級、階層。財富占有上的懸殊，帶來階級、階層之間的不和諧，甚至尖銳對立。在我國，不可調和的兩大敵對階級已基本消失。沒有根本利益沖突何必要開展你死我活的斗爭？所有的中國人都可能成為共和國的勞動者、建設者，起碼也是愛國者。近20年來，中國社會中不同階層因在改革過程中所處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現了分化和組合。新的利益群體的出現，也必然會使各階層在維護自身既得利益和預期利益的過程中產生各種矛盾。這些矛盾如何解決才能達到社會階層結構的和諧，是個需要仔細思考的問題。有學者認為，依收入的高中低分布，我國社會階層結構可能的趨勢有三種：一是，制度、政策適當，階級階層的分布從富少窮多的“洋蔥頭型”變為富少窮少、中等收入很多的“橄欖型”；二是，制度、政策不太適當，繼續保持“洋蔥頭型”；三是，假如制度、政策改革出現重大失誤，從“洋蔥頭型”退化為富者極少、窮者極多的“蠟燭臺型”。第一種趨勢是比較和諧的，不用說，也是有利于穩定的。從學者的假設上，不難看出，直接影響社會階層結構變化的還是制度的因素。如果制度不完善，便不能形成社會階層結構的理想狀態，也無法實現其結構的和諧。
第二要運用社會組織實現和諧社會。有著相同目標的人群，為了達到一定的目標，將其行為彼此協調與聯合起來就形成了社會團體，被稱為社會組織。非政府非營利性質的社團組織（即政府與市場之外的“第三部門”）的出現，是我國社會轉型期的一個重要變化。實際上，“政府”、“市場”和“第三部門”三者之間都有存在的必要，它們之間的關系是互補關系。由此，我們最需要關注的一個問題是：這三者之間如何協調的問題，因為只有達到了三者之間的和諧，才能使資源達到最優化配置。毫無疑問，這仍然需要制度的完善和調節。我國的社會組織縱向比有所增長，橫向比還嫌太少。我們每千人擁有的社團只相當于有些國家的幾分之一，甚至是幾十分之一。社會組織是人與人、人與社會和諧的環境，更是全社會和諧的基本單元。當然，和諧與否，在于運用之妙。我們要學會運用社會組織來實現社會的和諧。
第三要從調整社會結構入手建設和諧社會。 城鄉二元結構是我國社會結構中最典型，也是最突出的問題。自改革以來，國家政策給農村人口提供了一個較為自由的活動空間。農民紛紛涌入城市謀生。在這樣一種狀態下，城鄉二元結構似乎會消失了。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城鄉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一方面，戶籍制度仍然制約著市民和農民從出生到死亡的每一個生活境遇；另一方面，農民在城市中并不存在與市民同等的機會，他們的就業、求學等方面，除了受自身人力資本的限制之外，還要受社會資本的限制。這樣，一方面，我國社會仍然有顯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另一方面，還有一種潛在的城市二元結構，它由市民的關系網絡構成的空間和農民的關系網絡構成的空間這兩部分構成。這種潛在結構的存在從根本上影響著社會結構的和諧發展。很顯然，要打碎這種雙重結構，從制度上入手仍然是關鍵之所在。
第四，關鍵在于制度創新。我國社會在轉型的旋律中的確存在著許多不和諧的雜音。但社會的和諧正是在逐步消除各種不和諧因素的過程中達到的。沒有不和諧，還要我們研究和諧社會、建設和諧社會干什么？一切有所作為的人，都應當抓住建構和諧社會的契機，針對社會轉型期制度不完善的一面，為制度創新做出貢獻。
制度創新少不了理論的支持。和諧的思想在社會學的語境中被稱之為秩序或者均衡。可以說，在社會思想家馬克思和社會學鼻祖孔德那里對“和諧”都有過詳盡的闡述。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連續用好幾個“全面”、“自由”，即“和諧”來描繪高級社會形態。美國社會學家塔爾科特·帕森斯可以說是均衡論的集大成者。他在《社會行動的結構》一書中指出，社會系統中不同的要素在各種不同的條件下被理性所吸納用以解決社會問題。他認為，正是規范把行動和社會秩序結構了起來，使人的主觀意志服從于規則和價值體系。“正是因為社會的規范因素，使得實際社會總體上處于相對和諧的狀態而不是戰爭狀態”。這一觀點顯然對應了我國的現實。我國現階段正處于轉型時期，在缺乏完善的“規范因素”的時候，不和諧便會出現。所以，不論是從現實上看，還是從理論上來講，要消除這些不和諧，關鍵還是要從制度入手。
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在帕森斯的語境中被稱為規范和價值。在政治話語中對應的是法治和德治。所以說，制度創新應該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或者說，應該從法治、紀治、德治、習制等方面入手。在繼續推進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與完善的同時，著力要建立健全我國的民主政治制度。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只要從宏觀上打下這些堅實的基礎，“不和諧”便會失去其存在的根基。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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