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委機關報大眾日報（2009年2月17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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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日本經濟連續第３個季度出現負增長，也是自１９７４年第一季度下滑１３．１％以來的最大季度降幅。針對這種經濟形勢，日本政府１５日決定，將出臺大規模新經濟刺激計劃，總額預計超過１萬億美元。 |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員 劉軍紅
提要：自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幾乎全球所有的國家都啟動了大規模的財政、金融、稅收，乃至貿易、產業政策，全面圍剿危機，謀求率先突圍。日本也不例外。但仔細分析日本的政策，不難發現其中存在著很多操作手法上的辯證法，亦可稱做“政策技術” 。 這或許是危機下日本企業能夠實現大膽重組，并領先于歐美展開海外大并購的政策基礎。
首先看財政政策。危機后，動用國家權力，啟用財政手段，追求新時期的新政效果，可謂此次危機對策上的一大特色。日本也是這樣，但不同的是，日本的“財政出動”似乎更加“狡猾”。自2008年 10月初，美國國會批準了所謂的“7000億美元救市法案”后，日本也推出了總額近27萬億日元的緊急經濟對策。奧妙在于，這名義上的 27萬億日元，事實上多為“政府承諾”，而且是一個框架性承諾。真正的政府出資部分，也就是日本所說的“真水”部分僅為5萬億日元，而且還必須經過國會補充預算審定才能執行。事實上，此后，面對奧巴馬政府的新政，日本在今年初又追加了對策，同樣也采取了“框架與真水”結合的“技術”。
日本政府之所以采取這種“真假”結合的做法，倒不是要愚弄老百姓，而主要基于幾方面的考慮。一是政府債務占GDP 的比例已超過150% ，不顧財政規律，恣意擴大投入，恐加劇日后財政困難，甚至可能引發像 2001年那樣的國債被降級的情況，不僅有損日本的全球競爭力，也影響其大國形象。二是歷經 10余年改革，日本的公共服務體系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民營化”了，真正能承接政府項目的“特殊法人”為數不多，“財政政策的覆蓋面”縮小，無限擴張財政，恐導致分配不均，誘導產業差距。三是日本經濟的動力在于制造業為主的出口企業。而近年來，隨著日本經濟的長期復蘇和擴張，大型制造企業、出口企業利潤連年上升，自有資金充盈，所期待的不是政府資金，而是產業、外匯政策支持。尤其是，在全球化下，日本企業的海外銷售額和利潤貢獻率全面上揚。如此產業結構下，財政投入很難產生理想的“產業關聯效應”。
其次看金融政策。自從 2007年 8月次貸問題暴露后，日本的金融政策就與歐美表現了很大的不一致。如當歐美央行聯手向市場大規模投放資金時，日本央行雖表面上也跟隨行動，但實際上幾乎均在當周就將所投放的資金全額吸收回來，名曰“金融調節”。這個動作一直持續到2008年 12月初。這似乎也是 2007年 12月 12日，歐美五大央行聯手行動，而日本央行卻被置之于外的背景之一。尤其是， 2008年 7月 4日，歐洲央行最后一次提息后，美歐央行全面轉入了減息陣營。而日本央行直到10月底才第一次降息，而且降息幅度頗有“講究”。表面看，日本央行將政策指導利率由0.5% ，下調 0.2點，降至0.3% ，其下調的相對幅度可謂不小。但金融市場并不這么認為，而是理解為央行在有意表現“ 相對高利率政策”。原因是，日本的這個0.5% 是分別由2006年 7月和2007年 2月的兩次上調0.25%得來的，即突破零利率后的“穩健的均等回調”。而在下調利率時，市場普遍預期央行也必將采取“兩次均等下調0.25% 的方式，并恢復零利率政策”。而到12月初，美聯儲已將利率下調至0-0.25%，執行“事實上的零利率政策”。此時，日本央行則再次下調 0.2點，保留0.1%的利率，向市場明確表示“在執行‘堅定的非零利率'政策”。其結果是，日美利差倒掛，日元升值。事實上，日元匯率正如市場預期的那樣，自2008年 10月進入快速升值軌道。這為日本企業展開海外并購無疑提供了最好的條件。
最后看雇用政策。在雇用對策上，日本政府毫不含糊，出手可謂果斷、有力而富有哲學意味。一是正面向企業呼吁，盡量克制對正式雇員的解雇，增加新畢業生的招聘；二是，通過其特有的“行政指導”方式，要求企業實行“內部轉崗”，確保留用；三是直接制定政策，要求企業“稀釋崗位”，分出更多崗位滿足就業，對此，政府則提供相應的減稅措施，減輕企業負擔，維護企業利潤。
在這里事實上存在著一種辯證法，即企業維護雇用，既維護了企業的競爭力，也無異于為政府分擔了社會責任，而政府的減稅，雖然減少了政府收入，但同樣也減輕了政府的失業補貼，以及維護社會穩定的政治、經濟成本。因此，盡管危機后日本的失業率也有所上升，但與歐美相比似乎要輕微得多。日本的雇用對策及其辯證法的運用，不能說沒有發揮現實的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