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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劉軍紅
近日，面對中國的汶川地震和緬甸的熱帶風暴災害，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日本經濟新聞》社主辦的“亞洲的未來”晚餐會上，建議構建亞洲地區災情信息網絡，引起各國積極關注。
亞洲地域廣闊，海陸相接，涵蓋了多種氣候帶和復雜的地理地貌，是全球自然災害最密集的地區之一。尤其是近十余年，這里地殼板塊進入活躍期，地震、海嘯頻發；洪水、干旱、凍雨等極端現象頻繁；與此同時，傳染病、流行病瘟疫不斷。自然災害已成為侵蝕亞洲繁榮與穩定的新威脅。構建地區合作型防災體系具有刻不容緩的必要性。
自然災害從來就不以國界為限，更不為社會制度、民族、宗教、意識形態所左右。但二戰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關于國際防災減災合作，多以雙邊援助方式展開。盡管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都曾積極組織、協調、參與國際災害的緊急救援活動，但依然不能說形成了廣泛覆蓋型的國際防災體系。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在聯合國的倡導下，國際防災合作才走上體系化的構建道路。
1994年，“聯合國世界防災會議”在日本橫濱召開。會議發表了主張災前預防、災后構建強有力社會的“橫濱戰略”，標志著國際防災減災開始走向體系化構建方向。2005年1月18日，印尼海嘯災情和阪神地震10周年紀念之際，第二次“聯合國世界防災會議”在日本神戶召開，168個國家的近4000名代表與會。會議提出了包涵國際防災理念的“兵庫宣言”，并制定了國際防災合作10年規劃的“兵庫行動計劃”。
值得提及的是，在會議期間，日本政府與聯合國共同倡議成立旨在長期支援災后復興重建的“國際防災機構”構想，與1995年阪神地震后日本促成的“世界衛生組織神戶中心”一道，扮演“災區主導的”國際合作防災基地。新的“國際防災機構”將通過吸引國際專家就地展開采集災情數據，進行實地科學研究的方式，為未來制定長期有效的國際防災減災措施，構建世界性防災減災體系，提供智力支持。
事實上，中國在構建國際防災減災體系上也發揮了積極作用。2007年8月，第三次“聯合國世界防災會議”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市召開。中國水利部等機構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主辦了會議。會議期間，還舉辦了國際救援技術成果和設備展覽會，為加強國際防災減災合作提供了交流的場所。此次會議進一步貫徹了國際合作防災理念，具體落實了2005年神戶會議的防災戰略，促進了國際合作型防災體系的建設。
無庸諱言，國際防災減災體系的構建過程，始終伴隨著“國際政治學”的陰影。事實上，回顧2004年底印尼海嘯后的國際賑災活動，不難看出，當時大國利用賑災援助，暗施影響，“私謀空間”，甚至一度將“海嘯援助”演變為相關國家爭取入常的競選舞臺。如德國、澳大利亞、日本等競相提高援助金額，展開承諾大比拼。而美國更是極力構建“美日澳聯合援助體制”，瓦解聯合國主導的防災減災體制，爭奪海上控制權。圍繞在印度洋構建海嘯監控網絡，大國間也是展開了異常激烈的爭奪。對此，《日本經濟新聞》曾專門發表社論，呼吁回歸聯合國主導的國際援助體制。
日前，圍繞緬甸熱帶風暴災害的國際援助，東盟緊急外長會議也提出了構建有條件開放的東盟援助體制設想，為地區防災減災體制的建設提出了新思路。
在亞洲地區，日本既是地震、火山、海嘯、臺風等自然災害多發地，又是地區內少有的發達國家，長期的防災、減災經歷，蓄積了豐富的經驗和知識，形成了亞洲地區共同的防災財富。汶川地震后，日本地震廳的新監測中心積極傳遞監測信息，確認中國地震監測數據的準確性，同時，日本政府迅速派遣專業救助隊和衛生援助隊支援救災；亞洲各國紛紛提供人道支援。這預示著亞洲構建涵蓋地區的、以互助合作為基本方式的防災減災體系具有現實的可能性。
早在2005年印尼海嘯援助首腦會議期間，溫家寶總理就曾向日本提議，加強中日在地區范圍內的防災減災合作。當時的日本首相小泉表示支持。如今，“戰略互惠”成為中日關系的主題。在地區經濟、環境合作基礎上，構建地區災情災報體系、災害緊急救援以及災后復興合作體系，無疑符合亞洲地區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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