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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全球股市震蕩，世界經濟充滿變數，風險難料。震源則在大洋彼岸的美國。美國的“次貸危機”余震不斷，縱深擴散，跨年后，又開始波及實體經濟。其影響何時消除，關乎今后世界經濟的基本走向。
美聯儲摧毀了市場信心
歲尾年初，歷來是國際金融市場的相對脆弱期，稍有風吹草動，都有可能引起市場心理突變，導致行情震蕩。而今年初，作為美國金融產業的旗艦，花旗銀行、美林證券等爆出巨額虧損消息，其規模超出了市場預期，引發美國股市率先震蕩。
作為金融領域的司令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對此本應及時發出穩定市場的聲音，進行所謂“市場對話”，抑制股市震蕩；或采取積極的降息等政策措施，確保金融秩序穩定。但此次，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自己先坐不住了。他在國會證詞中披露，“眼下次貸危機造成的市場損失至少已達1000億美元，考慮波及效果，可能要突破1萬億美元”。作為對策，伯南克不是強調美聯儲的積極措施，而是向財政部伸手求援。頓時，全球嘩然，國際金融市場心理突變，市場參與者對美聯儲進一步喪失了信心。
其實，美聯儲主席在國會證詞中公布實情，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程序”及其“誠實要求”，市場對損失的數字或也早已熟知，就算產生影響，也不會太大。但是，素有“金融守護神”地位的美聯儲主席“不顧自身的獨立尊嚴和威信”，向政府申請援助，無異于給市場發出了錯誤的信號。這等于告訴市場“面對危機的緊急事態，美聯儲不再有控制市場的能力”。
此后，雖然美聯儲大幅降息0.75個百分點，出手之重可謂近幾年來罕見，布什政府也表示出臺一系列的緊急對策，但市場信心已動搖。
國際協調體制的失靈
自1975年，西方五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開始秘密協調匯率和金融政策后，至今已發展成七國體制。30余年來，可以說“七國財長會議”已成為發達國家進行國際金融政策協調的核心體制，并且也確實發揮過穩定國際金融體系的作用。但自去年8月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七國財長體制事實上并沒有發揮以往的功能。相反，日美歐三大金融、財政當局的政策紊亂，好像“各有隱私”。如去年8月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了“美國經濟審查報告”，忠告美國注意次貸問題，以免波及美國經濟。8月9日，歐洲央行搶先對市場注資，迫使美聯儲跟隨行動；而8月11日到14日，日本央行分兩批向市場注入資金1.6萬億日元，而后又等額“吸收”，搞了一場典型的“短期干預行動”。這無異于給市場發出一個錯誤的信息，即“次貸不過是市場短期風險之一而已”。
尤其不能忽視的是，去年2月12日，美歐五大央行（美聯儲、加拿大央行、歐洲央行、瑞士央行和英國央行）發表聯合聲明，聲稱擬采取聯合行動，應對危機。而后，不僅五大央行沒有采取現實的聯合行動，而且彼此步調不一。更讓市場困惑的是，這個新體制并沒有包括日本央行。言外之意是，“七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體制已被美歐“五大央行體制”所取代。國際金融政策協調體制的混亂，引起國際金融市場多種猜疑，對日美歐的政策協調，不再抱有信心。
美國模式的“內傷”
事實上，當前的“次貸危機”是美國主導的金融全球化與自由化的典型反應。冷戰結束后，世界市場重新統一，經濟要素在全球自由移動。經濟活動的全球化與自由化，呼喚金融交易全球化和自由化。這或許是時代的潮流，也可謂全球化的時代產物。問題是，美國主導的金融全球化與自由化是以強權政治為基礎的。其推行的過程也是一個強權化的“單行線模式”。其他國家，包括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也不得不被動接受美國“金融牛仔”的“市場開放論”。
美國的這個模式單方面強調了“市場的開放化、金融商品及交易的自由化”，而沒有建立基于平等、公平、協商的“共同制度”，包括會計制度、市場評級體系、風險控制程序，乃至金融政策，甚至市場適用的語言、計價貨幣等，一應俱全的是美國規則。為了保駕美國金融資本長驅直入世界市場，美國金融行政當局不惜漠視市場評級體系“曖昧”操作，掩蓋了類似次貸這種低信用產品的真實風險。
在金融市場中，真實風險的虛假化，必將導致投資收益的泡沫化。一旦風險暴露，不僅投資收益蕩然無存，恐怕連優良資產也很難保住。這就是“次貸危機”的嚴重性所在。
而作為其惡果，美聯儲自己都被虛假的評級所蒙蔽，不知道風險已被分散到何處，也無法控制風險，導致美國模式備受懷疑。“次貸危機”最終或將使美國這個金融馬背上長大的牛仔不得不走進平常世界，與各國進行公平、對等、公開的“金融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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