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內閣啟動后，日本政局看似平靜，但圍繞自民、民主兩黨的政治較量并未偃旗息鼓。日本政治深層依然孕育著更激烈的政治較量，體現著日本經濟成熟后，政治體制進入了發展模式的抉擇“陣痛期”。
日本經濟進入成熟期
進入新世紀，日本經濟迎來了發達國家無法回避的成熟期。其典型表現是，政策體系疲勞，創新機制鈍化，國際競爭力相對下降，潛在經濟增長率陷入滑翔軌道，同時，貧富差距擴大，社會潛在問題上升。
日本經濟的成熟期表現了獨特的風格。第一，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力資源結構出現“高齡低質化”，“創新體質”下降。第二，財政赤字擴大，政府債務增加，“社會保障制度”暴露了結構性財源不足弱點，無法應對人口結構的變化，阻礙經濟發展，醞釀社會不穩和政治動蕩。第三，日本歷經10年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不斷遭遇“新保守主義”制約，未能形成應對全球競爭的全新制度，迫使日本企業不得不轉向海外尋求發展空間，結果導致日本經濟結構弱化，潛在增長率低滑。第四，從經濟布局看，發展資源過度向東京、大阪、名古屋等中心城市集中，地方經濟缺乏活力，地區差別日趨明顯，經濟發展結構失衡。日本經濟進入成熟后的“更年期”。在此，支撐日本經濟崛起的“自民黨政治治理模式”難以應對新局面。經濟結構的劇變，猶如巖漿滾動，驅動政治板塊漂移。日本政治迎來“新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的政治對決期。
全球化推動日本結構變革
日本經濟結構的變化，與全球化息息相關。冷戰結束后，意識形態的對立退化，世界市場重新統一，世界生產要素不再受政治阻礙，可在全球范圍相對自由移動。尤其是，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帶動東亞地區掀起市場制度創新浪潮，地區經濟形成相互依存的網絡。東亞出現群雄并起新格局，使全球化進一步深化。面對全球化大潮，日本企業對中國等亞洲展開大規模投資，追求“比較優勢的動態轉移”，同時，在國內集中發展研發、設計、咨詢、金融等高級服務業和高精尖產業，實現產業結構的動態升級。這種結構性變革，不僅使中國成為“世界的工廠”，也使中國市場成為日本的“出口中轉站”和亞洲貿易中心。在此，日本的“亞洲門戶”地位下降，相對影響力弱化。
改革滯后蘊含政治危機
貿易結構的變化，呼喚日本及時調整國內政治和社會制度變革。但鑒于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日本的政治、社會體制改革嚴重滯后。小泉政府提出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歷經安倍政府365天的“新保守主義”蛻變，已變成了日本政治的罪孽。在安倍執政的一年里，“修補小泉改革的負面影響”成為最熱門的話題；縮小差距、解決養老金問題成為各黨爭扛的大旗。面對政權危機殘局，福田上臺后，也被迫提出“改革與修復改革并重”的理念，日本政界重新掀起是搞“北歐模式”，還是走“美國道路”的爭論，使日本改革更加不明方向。
事實上，日本“社會差距”的根源正在于政治改革的滯后。作為自民黨參院選舉的最大敗筆，養老金問題恰恰暴露了日本社保制度的缺陷。“養老金記錄遺失”的背后，隱藏著養老金制度改革的政治較量。2004年，小泉政府決定要在2009年啟動養老金制度改革，其核心是增加國民負擔，減輕國家支出成本。而在做法上，不是走發達國家普遍執行的消費稅專款專用制度，實施消費稅制改革，而是選擇了上調個人交保額度，縮短養老金給付年限，實現“多投保，少提取”的怪招。
名義上，小泉聲稱是走美國的“小政府”道路，實際上則是回避政府財源不足的制度缺陷。面對消費稅改革難題，2005年9月11日，小泉政府高舉郵政改革大旗，奪取了眾院選舉勝利，巧妙地回避了消費稅制度改革，也使日本社保制度錯過了改革良機。
眼下，面對全球競爭，日本個人所得稅、企業法人稅居高不下，消費稅改革更加困難。在現行的選舉制度下，無論是自民黨，還是民主黨，都不敢無視選票，大行改革；相反，假借修復改革旗號，競相許愿，實行深度保護，大行改革逆流。這無異于飲鴆止渴，必將使自民黨的政治治理模式再度延長，成為日本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阻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