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短短幾天，“為騎手繳社保”成為外賣行業的熱門話題。
2月19日，京東和美團宣布將為全職外賣騎手繳納社保。其中，京東稱，自2025年3月1日起，將逐步為京東外賣全職騎手繳納五險一金，為兼職騎手提供意外險和健康醫療險。美團則稱，正在搭建騎手社保相關的信息系統，預計2025年二季度開始實施，逐步為全職及穩定兼職騎手繳納社保。
緊跟著，2月20日，餓了么發文稱，從2023年2月起就與生態伙伴一起按計劃在部分城市展開試點，為餓了么藍騎士繳納社保，并持續加大對穩定騎手的專項補貼力度和范圍。將繼續落實政策倡導和要求的各項新就業群體社保方案，全面加快推進外賣騎手全方位權益保障。
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超過8400萬，外賣騎手超1000萬。這些群體不應該被排除在社會保障之外。事實是，大部分騎手與平臺之間為勞務關系，而非勞動關系，因一字之差，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的社保問題一直游走在灰色地帶。
如今各大平臺發聲，有人認為這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是一大利好，也有人認為是平臺商業競爭的手段和宣傳噱頭。“騎手繳納社保增加的成本由誰承擔”一度登上熱搜，作為事件的“主角”，騎手們什么看法？是先顧眼前還是考慮長遠？自愿繳納是否有可能？當這一變革即將實現落地，還有哪些需要關注的細節和亟待破解的難題？
利好騎手？競爭手段？
“從研究《勞動法》的角度，為騎手繳納社保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一定要去做的事。”上海七方律師事務所主任、上海市總工會法律顧問李華平表示，平臺的發聲，進一步確保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群體的權益得到保障，這也是必然趨勢。
數據顯示，京東旗下“達達配送”的年活躍騎手數量近130萬，美團注冊騎手早已超過700萬。如此龐大的數量，繳納社保的成本就成了備受矚目的問題。與之相掛鉤的關鍵問題就是，京東所說的“全職騎手”和美團所說的“全職及穩定兼職騎手”，究竟如何界定？
2021年我國發布了《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將新業態用工關系分為勞動關系、不完全勞動關系、民事關系三種。而具體到外賣行業，用工方式主要可分為在固定平臺和站點的專送騎手和在多平臺接單的眾包騎手，眾包之中又可分為兼職騎手和餓了么優選或美團樂跑騎手等。
山東省滕州市，一名外賣小哥為顧客送餐。 新華社 發（李志軍 攝）
在李華平看來，無論屬于以上何種情形，繳納社保的通道事實上都是暢通的，機制本身不會成為障礙，關鍵是企業如何衡量用工成本。為騎手繳納社保，平臺企業需要讓渡很多利益。但他同時指出，繳納社保會讓騎手的歸屬感更強，更穩定地為一家平臺工作，平臺的凝聚力會更強，管理成本、招聘成本、培訓成本、溝通成本等等會有所下降，整個系統的管理也能夠進一步優化。
華東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余飛躍則認為，平臺的發聲可以從兩個方面看。一方面，這是平臺順應政府規章，對用工關系中符合勞動關系的一類騎手進行合法保障。而另一方面，也可以將其視為平臺采取的一種競爭手段。
首先，五險一金在我國長期和購房、子女入學等城市福利捆綁，被視為是企業福利或體面勞動的象征，平臺以此發聲吸引優質騎手。其次，為全職騎手提供福利本身作為一種宣傳手段，可以塑造企業形象，為外賣業務的拓展產生“四兩撥千斤”的廣告效果。最后，從用工關系的判斷標準看，目前部分專送騎手更符合勞動關系的用工特征，各個平臺配備專送騎手是為了配送的質量與動力穩定，用大家視為福利的五險一金，可以更好留住這些優質騎手。
余飛躍認為，就整個騎手群體而言，真正能夠納入社保體系的勢必是很小比例，大范圍覆蓋的成本是企業難以承擔的。更重要的是，給企業帶來巨大成本的同時，騎手也面臨到手收入的降低。因此，最終參保騎手的數量，或許不見得會是一個天文數字。
對于人們關心的成本是否會轉嫁給商家或消費者，李華平和余飛躍都指出，在一個多平臺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中，人們會“用腳投票”，不同平臺不會約好同時做出價格調整，要想把這種成本轉移到另一個群體，其實是有難度的。
先繳社保？還是先到手更多錢？
平臺廣而告之伸出“橄欖枝”，騎手就會舉手加入嗎？
澎湃新聞記者近日采訪了多名不同平臺的外賣員，發現他們看法不一。有人表示，平臺為他們繳社保是夢寐以求的，可以有個保障；也有全職騎手更關注繳社保的錢該怎么出；還有外賣員不愿意繳社保，坦言在大城市生活壓力大，而且個人有負債，更傾向將收入直接拿到手。
2月16日深夜，上海，復興東路隧道浦東入口處，夜間過江的騎手正駛入隧道。澎湃新聞記者 李思聰 攝
“我是很想要繳社保的，這關系到小孩上學，和以后的保障。”騎手楊園在達達配送干了五年多，幾年前因為孩子要在上海上學，需要在上海繳納社保一段時間，當時平臺并不能幫他繳納社保，他只能找朋友的公司幫忙，自己承擔所有費用。楊園覺得，平臺給全職騎手繳社保非常好，“雖然短期內可能到手收入會減少，但從長遠看，也是為自己的未來筑牢根基，有一個更有保障的生活。”
孫軍在上海跑了8年外賣，他直言“很需要這份保障”。孫軍說，有了社保之后，如果出事故，一旦認定為工傷，工傷保險也能提供相應的賠償和醫療救助。另一方面，看病也可以省心。他在老家買了新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但在上海還沒有用過，他一直希望能有社保，也在關注具體怎么實行。“羊毛出在羊身上，我更關心繳社保的錢由誰掏？怎么掏？”
周云飛的看法和孫軍相似，他目前有職業傷害險，但沒有社保。“我比較關心自己要出多少，如果自己要出很多，那我還是想把實實在在的收入拿到手。”作為全職騎手，周云飛目前專注一個平臺接單。“如果平臺和我各出一半可以，如果我自己出的那部分超過一半就不能接受了。”周云飛說。
上海某外賣配送站點的站長陳州告訴記者：“我現在是有社保的，我和勞務公司各出一半的錢，但很多騎手是沒有的。”陳州還在老家繳了新農合，目前還沒用上。他覺得騎手有社保是好事，但他也知道有些騎手不愿意繳社保。“很多人選擇這個行業是作為過渡，如果繳社保需要騎手自己承擔一部分，就意味著要犧牲一部分當下的收入，一些年輕或是經濟壓力較大的騎手未必愿意。”
眾包外賣騎手王琦在多個平臺接單，他坦言“眼下趁著年輕多掙些錢才是關鍵，扣我的錢去繳社保我覺得不劃算”。他告訴記者，在大城市生活壓力大。現在一個月能賺1萬多元，但工作時間在11個小時左右，如果要繳社保，擔心收入會減少，也給還債帶來了難度。在王琦看來，掙到的辛苦錢，拿到手才是真的。“等過兩年還完債務，我就去干別的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說。”
余飛躍告訴記者，在外賣騎手群體中，負債情況并非個例。對他們而言，現金非常重要，為未來準備的十余年后提取的養老金，對他們來說是非常不經濟的。
她在2024年針對上海騎手群體做過相關調查，結果顯示，一個站點里的專送騎手月收入超過7000元的，不會超過70%，而上海的2024年社保繳費基數下限為7384元/月，這意味著不論是對平臺還是對個人而言，月收入不到7000元的騎手繳納社保所需的金額占實際收入的比重比法定繳費比例還要高。
從經濟角度來說，余飛躍認為騎手的繳費意愿或許并不樂觀。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人們的觀念慣性會認為有“五險一金”就是有保障了，是好單位。“有五險一金，那就是一份體面的工作了”，這種觀念也會影響騎手決策。因此，到底會有多少符合條件的騎手愿意參保，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怎樣更好地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提供保障？
在具體的操作細則出臺，騎手社保真正落地之前，很多潛在的問題都值得思考。比如，符合條件的騎手是一律參保還是自愿原則？
余飛躍指出，外賣騎手這一崗位最重要的兩個特點就是準入門檻低、流動性高。如果強制參保，那么勢必會抬高“全職騎手”的門檻，可能犧牲部分騎手的選擇權或者說成長的機會。另一方面，高流動性就勢必要考慮社保的轉移和接續問題。以上海為例，如果非上海戶籍而養老保險關系地為上海，那么要在上海繳滿10年且總繳費年限滿15年，才能在上海領取養老金。若要跨省轉移養老保險，只能轉移其中的一部分，存在福利損失。對于外賣騎手群體來說，從目前看，可能相當一部分人都難以做滿10年。
因此，余飛躍強調，繳納社保自愿性非常重要。符合勞動關系能夠被納入社保體系的終究是少數，針對這部分群體，社保制度也應該做出便攜性等方面的改革。更重要的是關注整個群體，完善他們社會保障權益的自愿進入通道，通過務實的制度創新去保障他們的基本權益。
“不能想著把整個群體都放到傳統制度中去。”余飛躍認為，在傳統制度之外應當有一些針對性的新方法，比如新職傷（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的試點，就非常值得肯定，這是一種相較于工傷保險來說更靈活的方式，是騎手群體迫切需要的。
李華平同樣表示，用工模式在不斷地多元化，不能用傳統的用工模式和勞動標準去硬套。我們更應該希望有不同的渠道，讓不同職業群體都得到保障，而不是將某種制度直接覆蓋到所有不同的群體。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群體來說，或許不應該把勞動合同或者勞動關系作為一項唯一的前置程序。
在李華平看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的保障也是一個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大家起初最關注的是報酬，比如關于計件、派單、結算、獎懲等等方面是否有公平的機制來計算合理收入，以及勞動強度是否會過大。隨后是職業傷害方面的保障，比如新職傷的試點為騎手提供勞動過程中的保障。如今社保的繳納進一步考慮了包括醫療、養老、工傷、生育、失業等的保障，更加全面。
或許繳納社保是接下來更完善的一步，但也或許，更多靈活的方式和自愿的通道是騎手們更期待的選項。
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進一步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權益保障是必然趨勢。李華平相信，社會以及行業發展也必然在這個方向上前進，也許在未來會催生《勞動法》的變革，推動《社會保險法》《工傷保險條例》相應的修改，對社會保障中“勞動關系”這一條件限定做出突破。
（澎湃新聞）
責編：
審核：馬婉瑩
責編：馬婉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