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風徐來，吹散了午后的暑氣，刮得玉米葉子唰唰作響，夕陽照耀在地平線上，縷縷炊煙四起，襯托滿天彩云。眼前一幅多么美好的大自然風光！”

　　1937年7月7日黃昏，時任宛平縣政府秘書的洪大中望著城外的玉米地，心生感慨。

　　如果沒有戰(zhàn)爭，在人們的記憶里，這將是一個寧靜的夏天。

　　不過很快，這虛幻的平靜就被徹底打破了。

　　烽煙

　　父親要求官兵在吃飯前和睡覺前必須高呼“寧為戰(zhàn)死鬼，不做亡國奴”。

　　——金天愚（金振中之子）

　　7月7日深夜，盧溝橋的槍聲劃破夜空。

　　在宛平城附近進行非法演習的日軍，以丟失一名士兵為借口強行要求進城搜查，遭到拒絕。之后，日軍向中國守軍開槍，并炮轟宛平城。

　　曾在喜峰口戰(zhàn)斗中立下戰(zhàn)功的金振中，此時正作為國民革命軍第29軍37師110旅219團3營營長，率部駐守宛平城和盧溝橋。

　　1933年春，日軍在長城一帶制造事端發(fā)動進攻。29軍的戰(zhàn)士們手握大刀，在喜峰口戰(zhàn)斗中血刃日寇，殲敵5000余人，一戰(zhàn)成名。

　　“父親每天給士兵講話，用歷代的英雄楷模給他們作報告。另外要求官兵在吃飯前和睡覺前必須高呼‘寧為戰(zhàn)死鬼，不做亡國奴’，來激勵士兵的斗志。”金振中之子金天愚回憶說。

　　面對如潮水般撲來的日軍隊伍，金振中果斷下達了作戰(zhàn)命令：“只要進入我陣地前100公尺內，以猛烈火力消滅之，決不放他生還！”

　　在隨后指揮追擊逃敵時，金振中被手榴彈炸斷左腿，又被子彈射中了頭部。

　　“都是為了民族、為了國家，不僅我父親金振中這樣做了，換做其他任何人都會這樣做。”金天愚說。

　　離金振中不遠處，盧溝橋附近的鐵路橋和回龍廟，在7月8日黎明，遭到日軍攻擊。3營10連1排排長、中共地下黨員沈忠明率部拼死抵抗，除了兩名回去報信的戰(zhàn)士，全排官兵全部壯烈犧牲。

　　舍生忘死的他們，或許并沒有意識到，此刻歷經的一切，意味著全民族抗戰(zhàn)的開始。

　　此后，中日在盧溝橋、宛平城一帶多次激戰(zhàn)，雙方進入打打談談的階段。

　　動蕩

　　這絕不是一個偶發(fā)事件。

　　——任之恭

　　對于大多數北平老百姓而言，直到第二天，他們才陸續(xù)得知了盧溝橋發(fā)生的變故。

　　7月8日清晨，北京大學教授吳大猷聽到機關槍聲，還以為是普通的打靶練習，并未在意，仍按計劃與朋友外出郊游。當返回時，西直門已城門半掩，他們幾次與一排排的軍車擦肩而過，后來他才知發(fā)生了盧溝橋事變。

　　1937年的夏天，也是清華大學教授任之恭和未婚妻規(guī)劃的結婚時間。

　　7月27日早晨，他從清華園出發(fā)趕赴婚禮現場，到達西直門時卻發(fā)現巨大的鐵城門緊閉，任之恭扮成菜農，終于擠進了城。趕到的賓客也只有寥寥幾十人。匆匆完成儀式后，街道早已空無一人。這對新婚夫婦無法返回新房，只好躲進最近的旅館。晚間，他們聽見“炮聲隆隆，機關槍在射擊”。“3天后，日本人不定時地打開城門”，他們“冒險去清華園看了看”，“最值錢的東西都不見了——被盜或被毀了。”

　　北平、天津相繼淪陷。日軍肆意殺戮、瘋狂掠奪、奴役毒害當地百姓。

　　盧溝橋事變爆發(fā)時，年幼的鄭福來就住在盧溝橋附近。炮火侵襲下，他跟著母親外出逃難。北平淪陷后，在外忍饑挨餓的他們不得不冒險回家。回家的路上，他看到尸體遍地。“成堆成堆的死人，男女老少都有，有的還被開膛破肚，全是被日軍殺死的！都是無辜百姓啊，鬼子太可恨了！”鄭福來生前接受采訪時，講到這里握緊了拳頭。

　　“這（盧溝橋事變）絕不是一個偶發(fā)事件。”任之恭后來在書中寫道。

　　抵抗

　　這次慘痛教訓是：只有抗日才能有生路，別無其他的選擇。

　　——《29軍軍訓團簡史》

　　在任之恭的回憶里，盧溝橋事件發(fā)生后，“有20天左右，顯得出奇地平靜。事件好像是夏天的一場短暫的雷陣雨。雷聲平息，雨也停止了。”

　　然而，在這表面的平靜之下，卻涌動著滔天的巨浪。

　　打打談談的過程中，抱有和平幻想的國民黨當局一再忍讓，日軍借機增兵，步步緊逼。到7月25日，陸續(xù)集結至平津的日軍已達6萬人以上。

　　7月27日，就在任之恭磕磕絆絆完成婚禮時，北平城外，南苑陣地，17歲的李鴻斌在那日黃昏，第一次踏入戰(zhàn)場。

　　而8個月前，他還只是一名初中生。一心報國的他，“聽聞29軍中的大刀隊厲害”，就投筆從戎加入了29軍軍事訓練團，成了一名學生兵。

　　7月28日拂曉，日軍向北平的南大門——南苑發(fā)起進攻。

　　李鴻斌生前在接受采訪時，曾描述過當年那個浴血的戰(zhàn)場：“早晨6時左右，日軍首先出動一二十架飛機，對我方陣地輪番轟炸……接著，敵機開始低空掃射，因為沒有防空設備，戰(zhàn)士們傷亡慘重……”

　　李鴻斌回憶，大多數學生兵不僅是第一次拿槍，也是第一次上戰(zhàn)場，埋伏在戰(zhàn)壕里時，還相當恐懼。但第一聲槍響之后，就念著一定要守住陣地，已經顧不得那么多了。“同班有個同學叫趙世榮，嘴唇四周已經血肉模糊，但還是抱著槍拼命射擊。”他說。

　　日本戰(zhàn)時出版的《大陸戰(zhàn)史》中，也曾以他們的視角記錄了這場戰(zhàn)斗的慘烈，稱“趙登禹的防守非常堅固，幾經阻戰(zhàn)無法容易地將它拿下”“白刃戰(zhàn)到處發(fā)生”“這就是一場白日下的噩夢”。

　　在這場盧溝橋事變期間中日兩軍最激烈的戰(zhàn)斗中，南苑守軍7000人中，傷亡超過5000人。與學生兵并肩作戰(zhàn)的29軍副軍長佟麟閣、29軍132師師長趙登禹兩位將領壯烈殉國。

　　就在佟麟閣犧牲前一天，他還特意讓下屬將孩子的作業(yè)從戰(zhàn)場帶回了家。

　　7月28日，南苑失守；7月29日，北平陷落。

　　“這次慘痛教訓是：只有抗日才能有生路，別無其他的選擇。”《29軍軍訓團簡史》中，留下了這樣的記載。

　　火種

　　萬里孤征心許國，頻年多夢意憐兒。

　　——鄭天挺

　　平津淪陷，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也遭受空前洗劫，南開大學更是在轟炸中被夷為瓦礫。為保護教育與文化火種，吳大猷、任之恭等在內的高校師生，分批撤離。

　　時任北京大學秘書長的鄭天挺，年初才經歷了喪妻之痛，他拖著五個年幼的子女，在危局中挑起了轉移師生及圖書、儀器等的重擔。

　　鄭天挺的子女在《三十年風風雨雨》一文中講述了當時的場景，“8月某日，日本憲兵搜查北大辦公室，校中人已極少，辦公室只先生一人對付，情況異常緊張。”

　　面對敵人的威脅迫害，鄭天挺沉著斡旋，完成善后工作，直到要不要南下的問題，擺上了他的案頭。

　　顧子女，還是帶學生？淪陷區(qū)講課，還是南下教書？

　　亂世之中，愛與道義的撕扯之下，為了順利轉移，鄭天挺忍痛將子女留在北平，只身南下。孩子中最小的才3歲，最大的不過13歲。這一別就是數年。

　　“萬里孤征心許國，頻年多夢意憐兒。”日記里，他一遍遍寫著：“苦吾兒矣！”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三校南遷的師生，先聚長沙，組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再因戰(zhàn)火逼近，一路輾轉至昆明，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在夏天漏雨、冬天灌風的條件下，西南聯大這所集三校之力組建的“臨時大學”，卻發(fā)展成當時教書育人的理想場所、救亡圖存的精神高地。

　　8年多的時間里，西南聯大共有8000多名學生就讀，其中，走出了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5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170多位院士和100多位文化學者。

　　凝聚

　　從前只是一大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了。

　　——朱自清

　　“槍口終于向外了，百年以來受盡列強欺凌屈辱的中國睡獅怒吼了，怎不叫人欣喜欲狂？”1937年7月，正在北平西山參加暑期夏令營的燕大學生趙榮聲，聽說29軍已經和日本兵打起來了，非常興奮。

　　7月8日，盧溝橋事變第二天，中共中央向全國發(fā)出通電：“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zhàn)，才是我們的出路！”同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紅軍領導人致電蔣介石，表示紅軍將士愿意“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wèi)國之目的”。

　　北平城內各個團體即刻響應。

　　7月8日下午，北平學聯等組織學生代表等人到前線慰問。當時在清華大學就讀的學生趙石在《我的清華革命歲月》一文中描述了當時的情景。“在東直門，一位排長領我們上城去看防御情形，當我們的代表講完話時，排長回過頭對弟兄們說：‘聽見了嗎？他們的意思就是叫我們抗日！’”

　　7月10日，北平學聯等進步團體發(fā)起捐獻麻袋運動。幾天的時間，大學校園里的麻袋就“堆積如山”。這些麻袋被送往前線，裝入沙土，筑起一道道防御工事。

　　廣大老百姓，也投入到抗擊侵略者的斗爭中。

　　“我們看到許多五六十歲的民夫，他們經不起晝夜不停止的工作，肢體發(fā)腫的。許多應差的毛驢，日夜不停地輸運，連飲水工夫都沒有，即漸漸瘦倒了。”范長江將他的所見所聞寫進了《盧溝橋畔》，并感慨道“他們對于這種辛苦的服務，毫無怨言”。

　　回溯歷史，這種全民凝聚并非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

　　1935年春天，日本侵略者制造華北事變，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田漢和聶耳兩位藝術家，以筆為刀，以曲為號，創(chuàng)作了《義勇軍進行曲》，“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成為最強音。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不久公開發(fā)表。當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組織的領導下，北平學生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游行。由此開始的“一二·九”運動迅速波及全國。

　　長城內外、黃河兩岸、大江南北響徹抗日救亡的號角，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號召漸漸深入人心。

　　經過中國共產黨的不懈努力，近代以來不曾有過的全民族共同抗敵的嶄新局面得以實現：

　　1937年8月，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1937年9月，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終于建立起來。

　　“不分黨派，不分階層，不分男女老幼，甚至不分國內和海外華僑等等，都能投入這樣一場戰(zhàn)爭當中，這是我們抗戰(zhàn)勝利的一個必要的最基本的條件。”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張珊珍說。

　　“有力出力”“有錢出錢”“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爭把兵當”“今朝不吃糖，將錢去救國”……社會各界迸發(fā)出的抗日熱情和力量，如潮水般匯聚成波瀾壯闊的抗日洪流。

　　1939年的7月7日，朱自清在《這一天》一文中發(fā)出了這樣的感慨：“從前只是一大塊沃土，一大盤散沙的死中國，現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國了。”

　　回響

　　古語云：“眾志成城”，我們四百兆人團結所成的城，是任何種炮火所不得攻破的！

　　——豐子愷

　　七七事變后，中國由局部抗戰(zhàn)轉為全民族抗戰(zhàn)，并由此開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的東方主戰(zhàn)場，也推動了國際反法西斯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形成。

　　1942年7月7日，倫敦新聞紀事報曾發(fā)表文章稱：“英國今日所艱苦撐持的戰(zhàn)爭，實發(fā)動于1937年中國的七七事變。”“中國之拒絕對日屈服，裨益英美匪淺。”

　　“中國抗戰(zhàn)開始時間最早、持續(xù)時間最長，長期牽制和抗擊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兵力，以傷亡3500萬人的巨大民族犧牲，最終贏得了抗日戰(zhàn)爭的偉大勝利，為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也贏得了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尊敬。”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臧運祜教授說，“由于中國抗戰(zhàn)作出的重要貢獻，在戰(zhàn)爭后期，中國以反法西斯戰(zhàn)爭四大國之一的身份參與聯合國的創(chuàng)建和戰(zhàn)后國際新秩序的構建，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貢獻。”

　　今天，當我們走過佟麟閣路、趙登禹路，仿佛仍能聽見盧溝橋的槍聲穿越時空。那“一夜之間”被永遠刻入歷史年輪，它見證的不僅是奮起的抵抗，更是一個民族在危難中的覺醒與凝聚——“我們四百兆人團結所成的城，是任何種炮火所不得攻破的！”

　　這份凝聚力，也早已淬煉進民族基因的最深處，穿透時光，直至今天，直至未來。

　　（本報記者張意軒、朱笑熺、仰婉晨、劉鎮(zhèn)杰、馮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