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戶老王決心“向中央討個公道”。

　　他先查詢114，然后花費整個上午，相繼打了十幾個中央政府部門的電話。和大多數求助者一樣，他不敢留下自己的名字，只說自己姓王，在成都做手機維修生意。

　　“現在的社會是個啥子情況，我都搞不懂了。每個部門都有權力加一些條件，讓老百姓辦不成事。你們不厚道，老百姓咋個厚道！”他的語速很快，帶有濃厚的四川口音。這句話在那天上午說了很多遍，每一次他都希望，能得到一個像樣的回答。

　　現實中，只有一個人主動留下了老王的聯系方式，還跟他說了好幾句“對不起”。這個人叫張道陽，是國家工商總局個體私營經濟監管司的一名副處長。

　　最近，中國青年報記者給這位年輕官員發去采訪郵件，很快得到回復。

　　他這樣寫道：“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有大量底層農民要從做攤販開始進城謀生，并通過個體經營最終融入城市。但在這個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幾千萬個體戶的聲音和利益卻往往被忽視。”

　　他希望有人去關注老王的生活，及其身后幾千萬個體戶的生活，因為在當今中國，“個體戶問題絕不僅僅是純粹的經濟問題，更事關社會公正，甚至直接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

　　我們自己養活自己，也算危害國家利益？

　　參加工作9年來，張道陽幾乎每天都能接到求助電話。來電者往往說著不同的口音和相似的遭遇。一些個體戶執拗地相信，“上達天聽”總會得一個公道；另一些人則選擇把打通的電話當成憤怒的宣泄口，不由分說地罵出“王八蛋、官僚主義”這樣的字眼。

　　面對這些來自天南海北的質疑、委屈以及期望，張道陽并不忌諱用“麻木”這個字眼形容自己，“就像是法醫看慣了死人一樣”。

　　今年3月中旬，他接到了老王打的那個電話。

　　和大多數個體戶一樣，老王來自農村。10年前，他放下鋤頭，帶著一點“成為城里人”的小夢想來到成都。進城的第一個月，便因為“個子比較小”，“又沒得技術”，被欠了200多元的工資。后來，他當上了個體戶，干過廣告燈箱生意，如今做手機維修。他的攤子過去曾有營業執照，但幾年前因沒有按時參加年檢而被吊銷。

　　2008年，成都市創建文明城市，為消除無照經營，市政府指定工商局給不能滿足辦理工商登記條件的小商販頒發了“靈活就業（營業）輔導證”，但有效期最多3年。

　　就在同一年，財政部、發改委、工商總局聯合下發通知，決定全國統一停止征收個體工商戶管理費和集貿市場管理費。因每年能為個體戶減負上百億元，這項新政曾博得一片叫好聲。

　　去年，“輔導證”到期，老王想再辦個正經的工商營業執照，卻遭遇踢皮球的尷尬當地工商所以房子沒有產權證為由，要求他出示街道開具的場所合法使用證明；而街道則稱“我們只是個民間組織，沒資格同意或者不同意”。

　　前一年還合法的老王就這樣成了“非法”，這事兒讓他想起過去還收管理費的時候，“追著我們辦執照，不去辦就處罰，這種事情多噻！”沒有營業執照，罰款是逃不掉的，連發票也只能買假的，執法者說他是“危害國家利益”。

　　他把這段經歷講給了電話那頭的張道陽。

　　“什么是國家利益？國家利益的第一位不是滿足每個老百姓的生存需要嗎？我們自己養活自己，也算危害國家利益？”他連珠炮式地發問。

　　長期參與個體私營經濟登記工作的張道陽告訴他，按照中央頒布的《個體戶條例》以及國家工商總局的相關政策規定，他“應該可以”通過合法途徑登記為個體工商戶。

　　“我們不跟中央打交道，我們跟地方打交道。每一級部門都有權力增加個說法卡我們，合法的生意，卻得干非法的事情才能把錢掙到，老百姓日子咋過嗎？”像是找到了出口一般，老王沖著話筒吼道。

　　老王的連珠炮擊中了張道陽。放下電話后，他想了許久。

　　“他的遭遇并不新鮮，但這番感受，卻無意中替數千萬在底層努力經營、希望讓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幸福一點的個體戶發出了聲音。”4月初的一個午后，張道陽坐在辦公室里接受了媒體采訪，手邊是幾摞厚厚的公文。

　　張道陽說，自己平時常會與一些學者探討經濟問題，但只要聊起個體戶，很多頗具聲望的學者都說自己“沒有什么深入認識”。在經濟學已成顯學的今天，他發現，中國竟然連一個專門研究個體經濟的學會都沒有。

　　這讓他感觸頗深，“許多利益群體都有代言人，但底層的這些個體經營者，好像沒什么人給他們說話。”

　　事實上，截至2010年年底，全國共有個體工商戶3452.89萬戶，從業人員7097.67萬人，如果算上“非法”的存在，中國的“個體戶”問題關系到上億人的生計。

　　張道陽表示，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可能一輩子都與什么科技創新、財富積累沒有任何關系，他們每天辛苦經營，只是養家糊口，只是為了生存。

　　在發達國家，這個群體通常被叫做小商人。一個普遍的共識是：個體經濟的繁榮與社會穩定緊密相關，與弱勢群體的生存權緊密相關，其意義在于，能讓更多的人有機會參與發展。

　　“當今中國，還有這么一大群人，他們分得的利益比例與社會發展的速度遠遠不相匹配，屬于相對被剝奪的群體。”張道陽嘆氣道。

　　店還沒開，審批就把你審死了

　　在那次20多分鐘的通話里，老王說了這樣一句話：“各個部門都不厚道，他們要把他們的利益考慮完了，再來考慮老百姓的利益。”

　　這讓張道陽想起，在一家他常去的超市里，有一個縫衣服的小販，最開始在顯眼一點的位置擺攤，后來因為“沒有孝敬店長”，就被調到了消防通道里。

　　“一個店長，本身就是個雇員，都有這么大權力，而處在底層的個體工商戶卻一點反抗能力都沒有。”張道陽感嘆，“你就可以想見，有多少管理部門，有多少強勢者，就有多少類似的事情發生。傷害他們越重，他們孝敬就越多，惡性循環。”

　　另一次，張道陽到外地調研，遇到一個在公寓樓里開美容院的女老板。在申請營業執照的過程中，美容院卡在了其中一項行政前置許可（審批）上。執法人員對女老板說：“你不達標，我不管你也行，你每年給我拿6萬塊錢，上面有檢查的時候，我給你打電話，你關門幾天。”對這家美容院來說，6萬元意味著一年請了兩個雇工去伺候這位隊長。

　　實際上，許多個體戶有著與這位女老板相似的遭遇。在我國，涉及工商登記的前置行政許可（審批）起碼有100多項，這意味存在相當多的行業，要想在其中經營，拿到營業執照之前，總要碰上一兩項前置許可的坎兒要過。

　　張道陽向記者講起了他參加立法工作時，曾整理過的《網民意見建議》，里面收集了8000多條個體戶和基層工商人員的建議。

　　“一些前置審批部門坐享其成，有利的搶著，沒利的推著，只坐在家里要錢，心情好了，請我吃喝了，上貨了，有關系了，就給你辦；否則今天推明天，明天天兒不好，后天不在，任你跑斷腿，看你敢不來求我？店還沒開，審批就把你審死了！”

　　“要提醒法律制定者，在制定條款時多考慮一下，該條款會不會被某個執法單位當成利益杠杠去卡老百姓，去扒老百姓的皮。因為這種情況在咱們中國是最普遍的問題，往往執法者扒了你的皮后，還指著某某條款振振有詞地問你，你懂法嗎？”

　　張道陽管這些個體戶叫“唐僧肉”。他說，在相對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里，遵循高風險高收益的原則，自己做經營的人，其收益總要略好于普通勞動者。但在中國則恰恰相反，如果有一份體面穩定的工作，“往往沒有人愿意擺攤開店，方方面面的成本太大”。

　　一家日收入不到700元的小型網吧的老板，曾將一份年關送禮名單掛到網上。每到過年，他都要包上20個紅包，“每個紅包1000元是不能少的”。

　　與此同時，在這套外表光鮮、監管嚴格的管理體制之下，一個值得玩味的現象是，很多地區都出現了“個體大戶”現象。張道陽告訴記者，有的夜總會要雇傭幾百人，卻可以登記為個體戶，從而避開高額稅負，就像開著寶馬車買經濟適用房一樣，很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