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明江來自重慶豐都縣龍河鎮(zhèn)大月壩村，是三四十萬“棒棒”大軍中的一員。他和愛人2004年一起來到重慶，因為腿腳勤快，很快就擁有了一批相對穩(wěn)定的客戶。今年3月，做“棒棒”僅7年的譚明江貸款在重慶市區(qū)買了一套二手房，成為“棒棒”中為數(shù)不多的有房族之一。全家人住在一起，其樂融融。新華社記者 李健 攝

　　這是一群生活在大都市里的特殊人，他們離開出生長大的家鄉(xiāng)，懷著對未來的憧憬，承載著家人的期盼，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打拼。不論是否已在城里安家落戶，他們對這個城市經常懷有的是一種親切而疏遠并存的糾結感情，他們最為習慣的是對自己的生活報喜不報憂，會告訴家人，我在外面很好，用帶著幾分不在乎的神氣，輕輕掩下生活的不易和艱辛。若要用一種滋味來形容都市生活的感受，恐怕誰也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詞來囊括城市帶給他們的酸甜苦辣。

　　■ 樣樣操心

　　房子孩子老人如何抉擇

　　誰不愿意生活在故土，可如果這片故土太過狹小，生活過于封閉，難于承載夢想，那么人們便免不了心生出去搏一搏的念頭。但真正來到大都市，品嘗了最初的繁華之后，房子、孩子、老人、醫(yī)保，樣樣具體的事情接踵而至，頭疼的事從此便像空氣一樣揮之不去。

　　先說房子。

　　學土木工程專業(yè)的山西人小李在北京已工作5年多，加上上大學的4年，馬上就到而立之年的他，早已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擔子，而重中之重便是如何能在北京買套房，再結婚生子成家立業(yè)。通過不斷努力，他如今在公司做到了經理職位，工資也上漲到了4000多元一個月，也有了10多萬元的積蓄，可一路飆升的房價早已超越了他的承受范圍，而在他看來，沒有房子，其他的一切與家有關的都無從談起。“我不可能像有些人一樣，為了買房讓家人把老家的房賣了，父母也都是普通工薪階層，歲數(shù)也大了，我張不開嘴向他們要錢買房。國家這幾年也不是沒有做出努力，按照北京這次新出的房屋限購政策，我也屬符合在北京買房的條件，問題是房價還是太高。”小李說。

　　雖然有大量外地人涌進集中了頂尖資源的大城市買房置業(yè)并為此備受推高房價的責難，但和小李一樣，更多的外地人在大城市雖拿著相對老家而言較高的工資，但沒有也絕對買不起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今年各地紛紛出臺的限購措施，更是給外地人購房設定了高門檻。

　　除了房子，老人和孩子也讓都市里的外地人難以抉擇。

　　李女士在北京已經成家立業(yè)，也有了孩子。但是，雙方父母都還在老家居住。“家里只有70多平方米大的兩居室，一家三口住著剛好，如果把兩家父母都接到北京，根本住不過來，孩子現(xiàn)在還小，今后考慮她結婚的問題，也得準備一處房子。”李女士計算過：“父母養(yǎng)老、孩子上大學乃至以后結婚，每筆至少要二三十萬元。老倆口年紀大了，每天出門買菜我都特擔心，生怕摔一跤，可是接過來又不現(xiàn)實，老想著老人撫養(yǎng)我們長大不容易，論說應該好好孝順他們，可又沒條件，心里真是很痛苦。”

　　至于那些在這個城市里還沒有一點兒資產的80后，更是無法想象負擔老人的問題。“我們公司剛結婚的80后，家庭月收入七八千。兩家湊50萬左右，在北京也買不起房。”李女士說，即使上世紀7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如果沒有及時買房，贍養(yǎng)父母也會面臨大問題。

　　當然，外地人要生活在都市，還面臨著異地準生證、異地醫(yī)保等一系列問題，說起來不難，但跑起來跑斷腿。阿燕和先生都沒有北京戶口，懷孕后，為了辦準生證，阿燕夫婦來回在雙方老家跑了多趟，最后一氣之下，阿燕把自己的戶口遷到先生的家鄉(xiāng)河南，才最終辦下了準生證。女兒出生后，因為在北京生活的眾多不便，阿燕辭去工作，帶著女兒回夫家生活，徹底離開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