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晨悅

　　曹桂芳，四川省樂山市市中區(qū)水利局原局長。2005年12月23日，樂山市中級法院以貪污罪終審判處曹桂芳有期徒刑七年。經(jīng)過兩年多的改造，獄中的曹桂芳終于明白：任何人都要學法守法。她在懺悔書中說到,“直到被逮捕，我才知道貪污是重罪”。（8月5日《正義網(wǎng)-檢察日報》）

　　看到曹桂芳似曾相識的話語，筆者不禁想起了成克杰、胡長清、慕綏新、馬向東等名聞天下的幾位貪官們的懺悔。對比之下，除了用“如出一轍”一詞外，沒有更好的語言來形容它們的相同了。
　　有人說“貪官一懺悔，人們就發(fā)笑”。聲淚俱下、扭捏作態(tài)的懺悔秀我們已經(jīng)看過不少，類似“八股文”一般的懺悔書更是信手拈來。工作前期必定是對金錢沒有太多想法，后來必然是因不受監(jiān)督和約束而逐漸迷失坐標，最終成為了金錢的俘虜。其實，這樣的內(nèi)容早已是老生常談，再加上穿插其中的“農(nóng)民的兒子”、“忽視世界觀改造”這些耳熟能詳?shù)脑捳Z，這些儼然就是貪官懺悔書的規(guī)范版本，完全具備了所謂貪官懺悔“七大理論”、“九大類型”中所羅列的諸如“本質不壞論”、“出身貧苦論”、“環(huán)境使然論”等諸多因素。于是，人們也就得以見證了無數(shù)千篇一律的懺悔書的出籠，乃至日漸由此產(chǎn)生審丑的疲態(tài)。
　　可能有人驚詫于生活經(jīng)歷、作案手段、地點、背景完全不同的貪官們怎么可能產(chǎn)生同樣的悔悟。其實，在固定的貪官懺悔模式下，職務、經(jīng)歷、地點等外界因素絲毫無足輕重，“規(guī)范版本”早已提供了懺悔書的基本框架，只需依據(jù)個人經(jīng)歷適時補充就可大功告成。任何貪官東窗事發(fā)之后，都可以照本宣科依葫蘆畫瓢。關鍵問題是它們可信嗎？
　　全國公正執(zhí)法的楷模、優(yōu)秀檢察官方工，長期從事審查起訴工作，他說：“我難以相信這些貪官煽情的懺悔。這些昔日風光十足的贓官，并非偶然失足，他們長時間犯罪，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早已扭曲，而一旦東窗事發(fā)，卻能在短短幾個月內(nèi)就馬上提高了覺悟？他們犯罪時完全沒有人格尊嚴黨性原則，戴上手銬就能懂得了黨性重要？這種口是心非欺世盜名的伎倆對他們來說，是駕輕就熟的看家本領。如果司法人員因輕信他們而真對他們從輕處罰，必然會失去法律的嚴肅性。”
　　從此不難看出，很象很雷同的懺悔書根源就在于貪官們的僥幸心理。多數(shù)貪官之所以絞盡腦汁挖空心思當庭懺悔，不過是想要賺取一絲同情之外，得到“一次改過的機會”。正是這樣的僥幸心態(tài)促使他們將懺悔書當作了最后的“救命稻草”，以至于不惜拼湊陳詞濫調來扭捏作態(tài)。所謂懺悔，本意應當是一種自我揭露與坦白，是一種對人所不知的罪惡的悔過。而貪官之所謂懺悔，不過是在丑行大白于天下之后的“事后懺悔”，是一種極力挽回自己損失的“次優(yōu)選擇”。僅僅是希望善良的人們心生憐憫，進而法庭能給他們較輕的處罰罷了。
　　透過懺悔書的“出身論”、“功勞論”、“贖罪論”，我們真正看到的事“真貪婪”、“真?zhèn)紊啤薄ⅰ罢姘缘馈薄？梢哉f，貪官們的懺悔不過是在作秀，在玩金蟬脫殼之計，其目的不外乎想法外開恩，而非真正的從靈魂深處贖清自己的罪孽。評論家吳兆民先生曾形象地稱之為“地獄門口的官話”，并推斷貪官這類話語“可能只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政治水平’與眾不同，像阿Q刻意要把圈畫圓一樣”。
　　當然，貪官們犯罪后理當認罪悔罪，改過向善，真正這樣做的人應該得到鼓勵。但這不等于輕信，對貪官的悔罪，應聽其言而觀其行。這樣，才能根絕貪官企圖以虛假懺悔贏得社會同情，進而騙得從輕處理的投機心理。
　　德國學者洛伊寧格爾曾經(jīng)分析道：“中國的傳統(tǒng)是相信官員的道德良知，注重對官員的思想道德教育而疏于對權力的監(jiān)控制度的制定，因此權力被利益誘惑并收買的機會要比西方大得多”。因此，從更深層次上來說，如果沒有制度上的嚴厲懲治和強力約束，貪官的懺悔僅僅只是一場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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