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沙元森
黑龍江省副省級干部付曉光因私公款消費,大量飲酒并造成陪酒人員“一死一傷”的嚴重后果。事后,付曉光受到留黨察看一年處分,按程序被免去職務,由副省級降為正局級。
喝酒喝到“一死一傷”,可以說是官場酒文化結下的惡果,一些機關單位內長期存在的不良風氣由此暴露無遺,其中既有因私公款消費的問題,也有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的問題。而釀成悲劇的深層次問題,則是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識。
陪酒死亡的孟慶安,原本并不認識付曉光,之前既無私人交情,也無公務來往,在身患心臟病的情況下舍命相陪,都是因為熱情好客嗎?答案恐怕沒有這么簡單。做東的孟慶安之所以這么熱情,顯然與客人付曉光的職務和級別有很大關系。付曉光擔任黑龍江省政府亞布力度假區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職務,享受副省級待遇,而孟慶安生前擔任黨委書記的東京城林業局,是隸屬于黑龍江省森林工業總局的處級單位。盡管付曉光帶親屬旅游屬于私事,但奉命接待的孟慶安仍然表現出了“兢兢業業”,以至于酒后身亡。毫無疑問,權力落差決定了付曉光與孟慶安在酒桌上的地位落差。在這場宴請中,根本看不到“客隨主便”,只有下級對上級的畢恭畢敬。俗話說“官大一級壓死人”,孟慶安比起付曉光已經是官低三級了,壓力之大可想而知,除了陪著吃好喝好,有一點推辭都可能被理解成大不敬。從這個角度看,真正致命的不是當地的“小燒”酒,而是嚴重扭曲上下級關系的“官本位”。
對付曉光的處理,固然體現了反“四風”不論職務高低,真抓實干,但如果以“副省級降為正局級”為此事畫上句號,恐怕很難起到應有的警示作用。付曉光身為副省級官員,一次旅游就暴露了這么多的問題,即使作為普通公務人員也是極不稱職的。雖然他被免去了職務,但是免職不同于撤職。撤職是一種處分,而免職只是職務的變遷和調整。付曉光的實際損失也不過是“由副省級降為正局級”。對基層的干部群眾來說,正局級仍然意味著高高在上的權力。如果付曉光不因此事件汲取教訓,作為正局級官員所到之處仍然免不了各種公款宴請,也很難杜絕陪酒傷亡事件再次發生。付曉光的待遇可以一降再降,而別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如果降級就可以抵過,不僅不利于肅清“官本位”意識,反而可能激發一些官員為了升遷不擇手段,因為擁有權力和級別,不僅可以調動各種社會資源為我所用,即使受到處理也會有更大的緩沖空間。如果付曉光只是一個基層官員,那他還有下不為例的機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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