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捐獻

關鍵詞

遺體角膜捐獻

　　編者按：

　　遺體（角膜）和人體器官捐獻又被稱為“生命的饋贈”，當我們面對這種寶貴的“饋贈”時，是否有過反思，我們對提供“饋贈”的生命有多少真正的關注？

　　清明過后，大眾網記者歷時半個月，先后采訪了山東省衛計委、山東省民政廳、山東省紅十字會、山東紅十字眼科醫院、山東大學醫學院遺體捐獻辦，多位器官捐獻者家屬，簽署了遺體（角膜）捐獻申請的一對老夫妻以及多位醫療工作者，并查閱了大量文件、資料，對山東的遺體（角膜）和器官捐獻現狀進行了調查式采訪。捐獻者的可貴，工作者的委屈，“大體老師”的匱乏，補償機制的欠缺，這些問題一一擺在我們面前。本文從“捐贈的‘變數’”、“需求的強烈”、“身后的尷尬”以及“未來的難題”四個方面進行了采訪和思考，并通過具體的事例，梳理“遺體（角膜）和器官捐獻”當前面臨的困難和未來需要的努力，讓我們以此共同敬畏生命，并深懷感恩……

　　尋訪遺體捐獻當事人 解讀“生命饋贈”之憂

　　大眾網記者 馬俊驥

　　捐贈的“變數”（1）

　　“鉆石夫婦”共捐角膜受阻 最大“反對派”是子女

　　今年春節，對于結婚63年的張偉（化名）、崔英（化名）老兩口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在合家團圓享受新春喜慶氣氛的同時，老兩口終于做通了家人的工作，簽下了《山東省遺體（角膜）捐獻申請登記表》，了卻了一樁心愿。然而，在申請的過程中，老兩口遭到了反對，最大的“反對派”不是外人，正是自己的兒女。

　　4月8日，在山東濟南歷下區永大百花園小區，大眾網記者見到了這對老夫妻。張偉老人今年89歲，他的老伴崔英今年87歲，兩人1951年底結婚，張偉是解放前參軍的老革命，是有著64年黨齡的老黨員。

　　2013年，一場疾病讓張偉住進了醫院，由于年老體弱，病情不樂觀，醫院一度向家屬下達了病危通知書，老伴崔英清楚地記得，接到病危通知書那天是2013年7月29日。“當時我們連他的身后事都準備好了。”崔英說。

　　可喜的是，經過一段時間的積極治療和家人的悉心照料，張偉最終戰勝病魔出院，并逐漸康復。經歷了如此的生死考驗，張偉對生命有了不一樣的認識，很快作出了一個特別的決定：在去世后捐獻自己的遺體。

　　張偉的決定得到了老伴崔英的支持，并加入進來。“我們的眼睛比很多年輕人都好使，捐出去能治病，身體也能讓學生解剖學習。”張偉說，自己是老黨員，有響應國家號召的覺悟。

　　然而，老兩口的決定遭到了子女的反對。張偉和崔英育有四個子女，在子孫當中，不乏醫療行業的從業者，對于遺體捐獻的意義認識比較深刻。“大部分孩子都支持，有的也不反對，有的就明確說不行。”張偉說，在“反對派”中，意見最為強烈的是自己的兒子，“孩子思想上有顧慮我也理解”。

　　“我們家里有不少人是在醫院工作，有的就是外科醫生，遺體捐獻利國利民的道理我們都懂，我之所以反對是覺得捐獻遺體不能是我們幾個兄弟姐妹同意了簽字就能捐的。”張偉的兒子張先生說，在父母表達了捐獻遺體的意愿后，自己和幾個兄弟姐們經過商量，對父母的決定并沒有什么異議，“但是你得考慮到還有孫子輩，還有很多親戚，他們要是不同意或者出什么問題，以后是要來找我們的。”張先生說。

　　今年春節期間，張偉和崔英老兩口借家庭聚會的機會，將家人召集在一起開了一次家庭會，讓家人發表意見、說出顧慮，最終做通了家人的工作，簽下了《山東省遺體（角膜）捐獻申請登記表》，了卻了一樁心愿。

　　“大家都能同意我很欣慰。”張偉說，“捐獻遺體是利國利民的好事，人死后燒掉就燒掉了，不如給國家做點貢獻。”

　　然而，登記表上的簽字并不代表子女徹底轉變了想法，張偉的兒子張先生告訴大眾網記者，家中很多人是抱著“登記表可以撤銷”的想法暫時同意了老人的決定，“思想觀念需要一個慢慢轉變的過程，老人歲數這么大了，別拗著他們，我們以后再慢慢互相適應。”張先生說。

　　在登記報名的捐獻者和執行人當中，張偉的家人這種“反正登記可以撤銷，先簽上字再說”的想法并不是個例，由于遺體（角膜）、器官捐獻的“自愿、無償”原則，很多捐獻者和執行人都抱著這種“看情況”的態度，從簽訂《山東省遺體（角膜）捐獻申請登記表》到最終實現捐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簡單，其間充滿了“變數”……

　　捐贈的“變數”（2）

　　接受人員曾無端被打 捐獻者生前同意≠身后能捐

　　遺體（角膜）捐獻和人體器官捐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在捐獻者條件、操作流程、接受單位、用途等方面有著嚴格的區別，無論是遺體（角膜）捐獻還是器官捐獻，從申請登記到最終實現捐獻，其間都存在很多“變數”。

　　對于遺體（角膜）捐獻來說，除了捐獻者生前得病或者“失聯”等因素可能影響捐獻實現，在捐獻者去世后，家屬的態度也是決定捐獻能否實現的重要因素，由于家屬情緒激動，紅十字會與遺體（角膜）接受單位的工作人員，曾在接受現場被打。對于器官捐獻來說，受使用需求和醫療條件的限制，“器官是可用的”這一前提就使絕大多數目前登記的捐獻者最終無法實現捐獻。自2010年10月，山東省作為全國人體器官捐獻首批試點省啟動器官捐獻工作至今，一共實現器官捐獻90例，但是90例中，由捐獻者自己事先申請登記后實現捐獻的為“零”。

　　4月10日，在山東省紅十字會，大眾網記者采訪了山東省紅十字會遺體（角膜）捐獻工作負責人趙娜，她介紹說，很多人雖然簽訂了《山東省遺體（角膜）捐獻申請登記表》或者《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自愿書》，但是簽字之后，感染上了一些比較嚴重的傳染疾病，過世后就可能無法捐獻，來自捐獻者本人、捐獻執行人等的一些主觀因素也影響著捐獻的實現。

　　我國遺體（角膜）捐獻和器官捐獻都是遵循“自愿、無償”的原則，捐獻者登記后可以變更或者撤銷捐獻申請，有些捐獻人可能在過世前改變主意，放棄捐獻；有的捐獻者更換了聯系方式卻沒有告知紅會，久而久之就失去了聯系，被視為“撤銷捐獻申請”；有的遺體（角膜）捐獻者去世后，捐獻執行人并沒有通知接受單位接受，導致捐獻無法實現；還有的捐獻者登記后移居省外甚至國外生活，目前又缺乏全國統一的捐獻工作網絡，也會導致捐獻無法實現。

　　對于遺體（角膜）捐獻來說，除了因為前期與捐獻者溝通不暢“失聯”等原因導致的捐獻無法完成，捐獻執行人或者其他家屬的反悔也是捐獻實現的巨大阻力。

　　“有的捐獻者逝世后，捐獻執行人通知接受單位到現場接受，到場后發現多個執行人意見不一，阻止接受，接受單位只好回去。”趙娜說，“還有的捐獻者逝世后，捐獻執行人同意，但在場的其他親友強烈反對，出現嚴重意見分歧，接受單位到現場后只能現場撤銷捐獻登記并終止接受工作。”趙娜說，因為遺體（角膜）和器官的捐獻都是遵循“自愿、無償”的原則，紅十字會和接受單位絕不能強制接受和勸捐。遺體（角膜）接受現場親屬多且情緒激動，環境非常敏感，有時僅僅是紅十字會和接受單位的工作人員出現在現場，都會讓家屬感覺“心上添堵”，工作人員無端被打的情況曾發生過。

　　對于器官捐獻來說，“變數”則更大。山東省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工作負責人楊廣寧告訴大眾網記者，器官捐獻實現的前提是“捐獻的器官是可用的”，而且器官的獲取要求在捐獻者心臟死亡后幾分鐘內進行，具有非常多的不可控因素，“死亡時間不可控、死亡原因不可控、死亡時的身體機能狀態不可控都會影響器官的可用性。”楊廣寧說，人體器官捐獻的實現需要做大量的前期介入工作。

　　“捐獻者心臟死亡的這個時間節點是非常關鍵的，因為心臟一旦死亡，人體血液就會停止流動，在凝血因子的作用下形成血栓，一旦人體器官中的毛細血管被血栓堵住，那么器官基本就不可用了。”楊廣寧說，目前來看，已實現器官捐獻的捐獻者基本上都是因為腦外傷、腦出血、腦腫瘤導致腦死亡的病人，他們的其他器官功能正常，在呼吸機等生命維持設備的幫助下還可以運轉，家屬同意捐獻后，紅十字會會通知器官獲取組織，提前做準備，在心臟死亡后的幾分鐘內獲取器官。

　　自2010年10月，山東省作為全國人體器官捐獻首批試點省啟動器官捐獻工作至今，一共實現器官捐獻90例，但是90例中，由捐獻者自己事先申請登記后實現捐獻的為“零”，全部是由醫院中的“聯絡員”——ICU病房的醫生等工作人員發現符合條件的潛在捐獻者，經溝通后，由紅十字會工作人員去做家屬的工作，簽訂自愿書，最終實現了捐獻。

　　楊廣寧告訴大眾網記者，雖然目前捐獻者事先登記后實現捐獻的案例為“零”，但這并不代表器官捐獻登記報名是在做無用功。“器官捐獻登記報名代表著全社會對這項工作的接受和支持程度，山東從2010年10月啟動器官捐獻工作至今才三年半的時間，如果因為眼前的現狀而輕視了報名登記的作用，那工作會進入‘死胡同’。”楊廣寧說。

　　捐贈的“變數”（3）

　　被捐器官“入庫”分配共享，盲捐盲用避免人工干預

　　經過嚴密的登記申請等流程，最后，所有捐獻的器官都必須通過“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進行分配，絕無人為干預的可能性。

　　山東省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工作負責人楊廣寧告訴大眾網記者，“為保證器官分配的公正公平，公民逝世后捐獻的器官將通過‘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進行分配，嚴禁系統外分配移植人體器官。”目前全國有164家人體器官獲取組織，由具有移植資質的醫院組建。

　　獲取組織負責開展人體器官獲取與使用“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進行器官分配工作。“這個系統依據相關政策執行無人為干預的供受者匹配、器官分配過程，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的器官分配原則。”楊廣寧舉例說，“比如說濟南有一位捐獻者，在簽訂了自愿書確定捐獻后，他的器官類型、血型等信息就會上傳到這個系統，由計算機在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中進行匹配，首先在本市范圍內搜索，如果本市范圍內暫時沒有匹配者，就會擴大到全省范圍。一旦發現有匹配者，系統會用手機短信等方式聯系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的主治醫生，由醫生來科學評估患者目前的身體、心理等條件是否適合接受移植手術，如果條件成熟，醫生在規定時間內反饋，那么捐獻的器官就會分配給這位患者。”

　　楊廣寧說，這一系統還會充分考慮到器官的匹配程度、移植器官需求的迫切程度等諸多因素，確保器官分配的公平公正，無論是捐獻還是移植，相關的醫療組織都要進行上報備案，防止“暗箱操作”，確保器官捐獻、分配、移植的公開。

　　通過“中國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分配所捐獻的器官，杜絕了人為干預的可能性，同時，為避免捐獻后的糾葛，進行“雙盲分配”即捐獻者及家屬不知道器官的受用者是誰，受用者同樣不知道器官的捐獻者是誰，實現“盲捐盲用”。對于通過無償捐獻渠道獲得移植器官和角膜的受益者，器官和角膜本身是免費使用的，需要繳納的是手術費和相關的醫療費用。

　　需求的強烈

　　移植角膜多來自國外 醫學院十余學生共用一位“大體老師”

　　一方面，捐獻過程充滿“變數”，另一方面，從臨床、教學、科研需求等方面來看，目前捐獻的遺體（角膜）、器官數量處于一種“供不應求”的狀態。目前我省有17家遺體（角膜）接受單位，近兩年攀升的申請登記人數，對接受單位的接受能力也提出了考驗。

　　4月18日，大眾網記者采訪了山東紅十字眼科醫院院長王興武。據他介紹，截至2014年3月31日，山東省角膜捐獻登記報名3889人，實現捐獻389人，這一數字與實際需求相比，有相當大差距。目前，僅山東紅十字眼科醫院一家，每年實施角膜移植約500例，“這么多年才累積400例捐獻，滿足不了一家醫院一年的需求”，目前用于移植的角膜大部分來自美國“進口”。在美國，駕駛員在辦理駕照的時候就會進行捐獻登記，一旦發生車禍，接受組織的人員和急救人員會一起到達現場，視情況進行捐獻，所以捐獻量很大。

　　所謂“進口”，并不是指“買賣”，山東省紅十字會遺體（角膜）捐獻工作負責人趙娜介紹說，山東省紅十字會與美國眼庫有合作捐獻協議，經山東省衛生主管部門和檢驗檢疫部門批準，來自美國的角膜可以入關，這些角膜免費用于臨床移植。“角膜本身是免費的，但是從國外運過來儲存、運輸費用就不是小數，成本很高。”王興武說，近兩年，省內的角膜捐獻量增長很快，這對于降低手術風險、提高手術效果、減輕患者負擔非常有意義。

　　山東大學第二醫院骨關節外科主治醫師殷慶豐2009年畢業于山東大學醫學院，他回憶說，自己上課時是和十二三位同學共用一位“大體老師”（供醫學院學生進行解剖學習的遺體），結合工作后的感受，他認為，“兩三個學生共用一具遺體來學習比較合適，既達到了學習效果，又不會造成教學資源浪費。”據媒體報道，在美國和歐洲，一位學外科的醫學院學生至少要解剖10具以上遺體。

　　山東大學醫學院遺體捐獻辦主任尹群生告訴大眾網記者，目前，山大醫學院醫學系的學生在上解剖課時，一般是14-15人共用一位“大體老師”，“在‘老齊魯’（齊魯大學醫學院，山東醫科大學前身，創辦于上世紀初）時期，平均兩個學生用一具遺體學習，當然那時候學生數量少得多。”尹群生說，山大醫學院擁有設計容量400具左右的尸庫，但是尸庫內目前存放的遺體量接近零，“現在是供不應求的狀態，有了可用的遺體后馬上就投入教學了。”

　　據統計，中國每年約有150萬人末期器官功能衰竭，有30萬患者需要器官移植，每年器官移植手術僅有1萬例左右，供需比約為1：30。在美國等發達國家，這一比例為1：3。

　　身后的“尷尬”（1）

　　老阿姨被罵“心狠”，捐獻親人遺體卻承受巨大壓力

　　遺體（角膜）、器官捐獻從登記申請到最終實現捐獻期間充滿變數，而捐獻完成后，并不代表捐獻劃上了圓滿的句號。大眾網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捐獻實現后，捐獻者家屬往往承受著巨大的社會壓力。

　　“很多捐獻者的近親屬作為捐獻執行人在登記表或者自愿書上簽字的時候，可能心理上會有些顧慮，但是這種顧慮與真正等到捐獻者逝世后，接受單位來接受時的感受是不能同日而語的。” 山東省紅十字會遺體（角膜）捐獻工作負責人趙娜說，親歷了喪親之痛后，再面對接受工作，很多捐獻執行人情緒激動，甚至會產生“負罪感”，影響以后的生活。

　　更大的壓力往往來自家庭外部。趙娜在工作中曾遇到過這樣一個真實案例：一對老夫婦簽訂了遺體（角膜）捐獻申請登記表，家中的子女也非常支持，后來老先生先離世，遺體捐獻工作順利完成。然而一些非議卻在鄰居、朋友、同事間漸漸傳播。“有人在背后戳脊梁骨，說孩子不孝順，說他老伴心狠，捐獻者家屬不堪其擾，感情得不到宣泄，心理負擔很重，親情關系因此受到影響。”

　　為了讓在世的捐獻者和已故捐獻者的家屬感受到來自社會的尊重和關愛，山東各級紅十字會在做好宣傳登記工作的同時，還不定期開展活動，通過座談會、義診、聯誼會、走訪慰問等方式來撫慰捐獻者及其家屬，傳遞社會關愛和敬意，對困難的捐獻者家庭給予救助和幫扶，但這些心理層面的救助和幫扶在趙娜看來可謂“杯水車薪”。

　　“開展這些活動會讓捐獻者和家屬感受到尊重和溫暖，但是很多時候外界的非議要比他們內心的顧慮更加讓他們寒心。”趙娜說，“面對遺體、角膜、器官捐獻，我們常說要轉變觀念，其實不僅需要捐獻人和家屬轉變觀念去行動，更需要我們每一個人都轉變觀念，少一些非議，少一些冷眼旁觀，營造尊重捐獻者的社會氛圍。”

　　身后的“尷尬”（2）

　　丈夫無償捐獻腎臟和角膜， 妻兒每月2000元工資勉強度日

　　通過相關部門和本人的同意，4月17日，大眾網記者輾轉聯系到了郭鳳琴——一位器官捐獻者的家屬。

　　目前身在黑龍江的郭鳳琴是一位器官捐獻者家屬。2008年，為了討生活，郭鳳琴和丈夫周廣軍從黑龍江省依安縣回到周廣軍的祖籍山東臨沂平邑縣，一對雙胞胎兒子也跟隨他們來山東念初中。當時，周廣軍在外當大貨車司機，郭鳳琴在當地一家電子廠打工，一家四口其樂融融。

　　好景不長，2010年10月，剛過40歲生日的周廣軍被查出患有腦膠質母瘤，“知道得這個病的時候，我老公就跟我說，要是哪一天不行了，就把能用的器官捐出去救人。”今年4月17日晚，電話那頭的郭鳳琴哽咽著對大眾網記者說。

　　在與病魔搏斗了八個月之后，2011年6月2日，周廣軍陷入昏迷狀態，他的家人按照他的意愿，通過紅十字會簽訂了《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自愿書》和《山東省遺體（角膜）捐獻申請登記表》，捐出了周廣軍的兩顆腎臟和一對眼角膜。6月3日，周廣軍的心臟停止了跳動，器官和角膜獲取順利，周廣軍成為臨沂市首例人體器官捐獻者。“聽紅十字會的人說，我老公的器官和角膜至少救了三個家庭。”郭鳳琴說，“我常跟我兒子說，你看你爸多偉大。”

　　捐獻完成后，郭鳳琴一家不得不面對生活上的現實問題。2013年，郭鳳琴的兩個兒子同時考上大學，兩人每年的學費和住宿費加起來就要約13000元。2013年7月，山東省紅十字會在捐后回訪中得知這一情況，給他們送來了1萬元教育基金，然而，跟供兩個在讀大學生念書所需要的費用比起來，這筆錢只能緩解燃眉之急。

　　“倆孩子每個月還要生活費呢，我一個月打工掙不到2000塊錢，連倆孩子的生活費都不夠。”郭鳳琴說，“上課的時候我給他們打生活費，寒暑假我就不給他們錢，他們自己出去打工掙錢。”

　　郭鳳琴面臨的問題也是眾多遺體（角膜）、器官捐獻者家庭同樣面臨的問題，山東省紅十字會遺體（角膜）捐獻工作負責人趙娜和人體器官捐獻工作負責人楊廣寧告訴大眾網記者，他們都曾接到過捐獻人或者家屬的訴求，要求提供子女就業、醫藥費和喪葬費減免等方面的幫助。

　　“紅十字會只是遺體（角膜）、器官捐獻的登記機構，雖然會根據捐獻者家庭實際情況提供一定的人道主義救助，但是僅憑紅十字會一己之力還是有些力不從心。”趙娜說，紅十字會開展救助的資金主要來自社會募捐，目前受各方面影響，接收的捐款極少，實際需求遠遠超出紅十字會的救助能力。

　　“一個科學、有序的遺體（角膜）、器官捐獻者撫恤和救助制度的建立，還需要政府、財政、民政、教育等多部門的參與和支持。”楊廣寧說。

　　未來的難題（1）

　　登記捐獻人數現“井噴”， 接受單位或將面臨擴容考驗

　　根據山東省紅十字會提供的數據，截至2014年3月31日，山東全省累計遺體捐獻登記報名5515人，實現捐獻711人，角膜捐獻登記報名3889人，實現捐獻389人。近兩年，由于人們思想觀念逐漸開放，宣傳工作的深入開展，遺體（角膜）捐獻登記報名人數快速增長，個別地市甚至出現因工作人員不足而無法滿足捐獻上門登記需求的現象。然而，面對這樣的發展勢頭，山東省紅十字會遺體（角膜）捐獻工作負責人趙娜卻持謹慎保守的態度。

　　“科學地來看，現在登記捐獻人數的‘井噴’，意味著若干年后，極有可能出現實現捐獻人數的‘井噴’，接受單位的接受能力面臨考驗。”趙娜說，根據山東省衛生廳2003年制定的《山東省遺體捐獻接受單位條件及設置審批程序（試行）》規定，目前全省有山東大學醫學院、山東大學齊魯醫院、濰坊醫學院等13家有資質的遺體接受單位，這些單位每年合計接受遺體量在400—500具之間。“如果需要接受的遺體數量超過了接受能力，紅十字會作為登記機構又不能停止受理登記，那時候怎么辦？”趙娜說。

　　要提高接受能力，一方面需要目前沒有接受資質的醫療機構和院校在機構、人員、設備、場地等方面“提升內功”，取得接受資質，另一方面則需要現有的有資質的接受單位增加遺體接受數量。

　　山東大學醫學院遺體捐獻辦主任尹群生介紹說，作為接受單位，近年遺體捐獻數量的增長很明顯，“前幾年我們一年只能接受到兩三具捐獻的遺體，現在一年能接受20多具。”遺體接受后，并不能馬上投入教學，還需要兩年的制備過程，對于若干年后可能出現的實現捐獻量“井噴”，學校方面也有長遠的打算，“我們已經有了對教學樓的改造升級計劃，今年可能就會實施，其中就包括對現有400具容量尸庫的擴容，如果真的會出現‘井噴’，應該能夠應對。”

　　在采訪中，大眾網記者也聽到了不同的聲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醫學院校工作人員告訴大眾網記者，從目前來看，很多遺體接受單位確實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但是如果真的出現實現捐獻人數“井噴”的狀態，對接受單位接受能力的考量不能僅通過“尸庫容量”這一個因素來判斷。

　　“接受單位有沒有能力接受是一碼事，愿不愿意接受是另一碼事。”該工作人員說，接受遺體捐獻，需要接受單位系列的投入，“車輛、人員、儲存、設備、維護、教學場所、前期制備等等方面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如果平均10名學生解剖一具遺體學習和平均兩名學生解剖一具遺體學習的效果相當，都能照常畢業，接受單位是否愿意主動投入人力、物力來接受遺體更需要擔憂。

　　按照目前的規定，對于遺體接受單位接受資質的審核，主要包括專門的機構和工作人員，以及具有與開展遺體接受工作相適應的設備、場地，能開展醫學科研、教學等方面，“雖然實現捐獻人數的‘井噴’目前只是一個推測，但是必須進行長遠的打算，我認為應該把資質的審核標準進行完善和細化，對遺體接受單位的主動性方面多加考慮。”該工作人員說。

　　趙娜和山東省紅十字會人體器官捐獻工作負責人楊廣寧則認為，要應對可能出現的考驗，更多的是需要提前形成完善的應急機制，這種機制的形成不是紅十字會和接受單位兩方發力能夠完成的。“捐獻工作是社會工作，在這項工作中沒有單一的受益方，受益的是全社會。”趙娜說，對于接受單位來說，接受的遺體用于教學，受益的是醫學生，醫學水平的提高最終還是會反饋給社會，對于器官、角膜的獲取組織來說，受益的是廣大病人，最終也是讓社會更加穩定和諧，“這種全社會受益的工作，它的成本投入，最終還是需要全社會的支持，需要涉及其中的衛生、教育、民政、交通、公安等等所有單位都拿出行動來。”

　　未來的難題（2）

　　經濟救助機制仍在探索，尚無專項救助政策

　　事實上，對于困難遺體（角膜）、器官捐獻者家庭進行人道主義救助已經開始了不同形式的嘗試，困難捐獻者家庭可以獲得紅十字會在經濟上的救助，在一些地方，還可以獲得醫療、教育方面的政策傾斜，但是，這種救助要么是杯水車薪，要么是沒有明確、完善的規定，形成不了持續有效的救助體系。

　　4月15日，大眾網記者從山東省民政廳了解到，目前山東還沒有明確的特別針對遺體（角膜）、器官捐獻者的補償救助政策。“目前這個群體畢竟是比較小，一些補償救助機制沒有明確，所以暫時沒有專門針對他們的補償救助政策，如果捐獻者的家庭確實困難，可以按照民政部門對于困難家庭救助的政策申請救助。”山東省民政廳工作人員介紹說。

　　全國人大代表、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眼科醫院（山東施爾明眼科醫院）院長畢宏生對角膜捐獻工作有著切身的感受。“角膜組織是一種稀有資源，為了鼓勵捐獻者無私的人道主義精神，尤其是對那些在治療中花費了巨額醫療費的捐獻者，應該盡快成立專項救助基金，并修訂立法，體現社會和政府對捐獻者家屬的回報和尊敬。”畢宏生說。更需要注意的是，以自愿、無償為原則的捐獻一旦與錢沾邊，往往要面對巨大的倫理壓力，同時也要防范一些可能出現的“為了錢而捐”的亂象。

　　“如果搞‘一刀切’式的明碼標價一樣的補償救助，可能很多捐獻人者家屬害怕被人說成是‘為了錢捐’而不接受，這樣不僅幫助不了他們，反而可能給他們造成傷害。還有可能會有居心叵測的人‘為了錢而捐’，鉆政策的空子。”濟南大學法學院社會工作專業教授龔曉潔認為，對于困難捐獻者及其家庭的補償救助必須要注意方式方法，“應該針對捐獻者家庭的實際情況進行靈活的、多種方式的政策救助、人文救助和經濟救助，而且這種救助的實施應該發動社會力量，可以借助專門的公益項目實施，讓捐獻者家屬心安理得，讓鉆空子的人無路可走。”更為重要的是，要引導全社會尊重和感恩遺體、角膜、器官捐獻者和家屬，“大家都不要心懷惡意去揣測他們目的的單純性，不要妄自非議，讓他們得到應有的尊重和地位。”

　　未來的難題（3）

　　遺體捐獻工作“一人N職”， 亟需完善法律法規實現多部門協作

　　目前，在山東省紅十字會，只有趙娜一人兼職負責遺體（角膜）捐獻相關工作，包括協調各市紅十字會開展日常宣傳、辦理登記、協調接受、見證、組織緬懷活動、受理家屬訴求等一系列工作。“去看望捐獻者、慰問家屬，買束花的錢都需要從辦公經費中擠；基層紅會缺少工作經費和車輛，無法解決交通問題，好多工作人員經常開私家車去捐獻現場；隨著捐獻人數的增加，越來越多的老、弱、病、殘捐獻者要求紅十字會能夠提供上門登記服務……目前遇到的困難很多，這是不容回避的現實問題，而且短期內要改觀很困難。”趙娜說。

　　按照工作流程，紅十字會完成捐獻申請登記后，遺體（角膜）和器官的接受應由衛生部門監管的醫學院校、醫院和組織庫等負責，困難捐獻者家庭的救助應由民政部門負責，一些醫學院申請教學經費開展遺體接受和教學工作跟教育部門有關……紅十字會由于處于捐獻工作的最前沿，長期以來處于“發力過度又力不從心”的狀態，“捐獻者很信任紅十字會，在登記后遇到各種困難首先會找到我們，希望協助解決。但是紅十字會是中立的社會團體，并不是政府職能部門，我們只能幫助他們反映、協調，常常力不從心。”趙娜說。

　　在這種情況下，遺體（角膜）和器官捐獻需要全社會的認識和關懷，相關法律法規也需要進一步推動完善。

　　2014年4月3日，山東省紅十字會、濟南市紅十字會、山東福壽園在山東省遺體（器官、角膜）捐獻紀念廣場舉行追思悼念活動，來自全省17市的遺體（器官、角膜）捐獻者家屬、紅十字會志愿者、醫學院及醫院代表約300人追憶逝者奉獻精神，表達對捐獻者的崇高敬意和無限哀思。這樣的追思會至今已舉辦七屆。

　　在濟南、青島、濟寧、淄博、菏澤、泰安等市，紅十字會先后建立了遺體捐獻紀念碑（林、廊）、追思室等。在省內各醫學院校，解剖課前對“大體老師”進行哀悼致敬已經成為學生的“必修課”。2012年8月，山東省紅十字會和山東省力明科技職業學院共同建成了山東省遺體與器官捐獻文化館，紀念宣傳捐獻者的大愛奉獻精神，供捐獻者家屬悼念和社會各界學習。

　　目前，紅十字會正在積極推動對2003年頒布實施的《山東省遺體捐獻條例》進行細化完善。“作為一項社會事業，捐獻工作需要多部門合作、聯動，希望通過對條例的細化，讓公安、民政、財政、教育、交通等部門的工作有章可循，都參與進來，這樣才能切實解決捐獻者及家屬的困難。這些困難解決了，工作流暢了，才能讓工作更加透明公開，讓全社會的觀念轉變，這對捐獻來說是最大的鼓勵。”趙娜說。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黨員干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的意見》，鼓勵黨員、干部去世后捐獻器官或遺體。

　　2014年4月2日，由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和國家衛計委主辦的全國人體器官捐獻緬懷紀念暨宣傳普及活動在北京協和醫院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竺，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紅十字會會長華建敏，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紅十字會名譽副會長李金華等現場登記捐獻器官意愿，以實際行動表達對器官捐獻事業的支持。

　　這些消息讓趙娜、楊廣寧這樣的遺體（角膜）、器官捐獻工作者感到振奮，從2003年3月1日《山東省遺體捐獻條例》正式實施至今，山東的遺體捐獻工作納入正軌剛滿11年。從2010年10月山東省作為全國人體器官捐獻首批試點省啟動器官捐獻工作至今，剛滿三年半。近兩年，登記申請捐獻人數的快速增加也彰顯著全社會對捐獻工作的接受和認可，“這項工作是一個國家公民文明程度和國家衛生狀況的重要標志，它造福全社會，我們所有人都不應該是旁觀者，希望所有人都關心、支持、理解捐獻工作。”趙娜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