嬰兒安全島這一事物似乎在誕生那天就背負著爭議，一直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2014年3月16日，在爭議中苦苦支撐了48天的廣州嬰兒安全島宣布暫時關閉。這一決定似乎從實踐的角度證明了反對者之前的擔憂：嬰兒安全島的存在并不逢時。

　　在反對者種種的擔憂之中，最為強烈的莫過于：嬰兒安全島會鼓勵棄嬰行為。很多人還將中國國情跟西方國家相比較，得出以上結論。

　　誠然，在蹲守過程中，我親眼目睹了許多家長因為安全島的設立而產生或者堅定了遺棄的想法。在不少家長眼中，政府既然設立了這個機構，簡直相當于開出了“免罪令”。甚至有的家長明明知道棄嬰違法，卻抱著“在別處遺棄違法，在這里遺棄不違法”的荒誕想法來此遺棄孩子。

　　然而，當我們這些旁觀者以對當事人境遇的揣測來做出判斷，靠自以為是的“深思遠慮”來評價一個跟自己生活幾乎沒有交集的事物是否具有存在的意義時，得出的結論似乎并不那么值得信賴。

　　每一個人都希望世界上沒有孩子被父母遺棄，但是每一個人都該正視“世界上確實有孩子被父母遺棄”這個事實。在嬰兒安全島籌建過程中，“生命至上”這四個字就被不斷提及。在濟南市民政局宣布安全島將于6月1日啟用時就強調過，安全島的設立與打擊棄嬰行為并不矛盾，嬰兒安全島是以“生命至上”的前提設立的。

　　但是在濟南嬰兒安全島開放后，似乎大家都在忙于爭論、忙于譴責、忙于甄別，卻忽略了這個前提。在有的家長試圖遺棄的過程中，嬰兒甚至成為籌碼，成了扔在旁邊無人關注的小包裹。家長一扔了之，看兒童福利院收不收；福利院苦苦勸說，看家長心疼不心疼，雙方像是在做著一場關于冷漠的賭博：誰先心軟誰就輸了。在這種情況下，旁觀者譴責完家長譴責兒童福利院，最后得出結論：安全島是這一切丑惡的根源。

　　就像家長與安全島之間的矛盾不能由孩子來承擔一樣，嬰兒安全島可能導致的“惡”不能掩蓋其可能做出的“善”，更不能成為證明它不該存在的理由，何況嬰兒安全島的“善”往往與生命有關。

　　事實上，類似棄嬰島的機構在中國古已有之。根據清人《郎潛紀聞》記載，至少在清代，就有名叫“育嬰堂”的機構來收容棄嬰。在民國時期，上海育嬰堂“凡有棄嬰者便把嬰兒放在抽斗里。然后扯一下鐵彈通鈴以示傳報，棄嬰者不與堂內人打招呼，不通報姓名，屋內聽到鈴響便來取嬰”，這已經有了現代棄嬰島的影子。

　　一個百年前就已經存在的事物到了當代社會反而成了很多人口中的“洪水猛獸”，是安全島有問題，還是我們自己有問題呢？（馬俊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