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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第八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上，舉辦了中華儒學經典著作集成《儒典》新書發布會，并向中共中央黨校、國家版本館、國家圖書館以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18個單位贈書，引起各方面廣泛關注。隨后，《儒典》亮相“奮進新時代”主題成就展，入選《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一部學術研究大型叢書的問世，為何受到如此重視？背后的原因在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已經成為我國文化戰略，是增強文化自信的普遍共識。這項工作要踏踏實實高質量推進，需要關注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細梳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主要保存于古籍中。中國古籍汗牛充棟，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仍以儒家經典蘊含豐富、系統而原始。所以首先應關注儒家經典。
《儒典》是全面反映儒家典籍權威注釋、儒學人物言行及傳承歷史的集成性大典，共1816冊4789卷，共其突出特色可概括為：內容的系統性、學術的權威性、版本的原始性、裝幀的民族性，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所在，是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文本根基，對賡續中華文脈，建設當代文明，具有特殊的意義。
第一次影印真正的“唐石經”
儒家經典包括《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都是孔子及儒家后學整理傳授注釋的，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歷代對儒家典籍的注釋、傳寫、刊刻數量眾多，綿延不斷。但歷經社會變遷、迭遭損失，保存下來比較系統完備的版本，以唐代刻于石碑上的《開成十二經》為最早。這套石經包括除《孟子》以外的全部十二部儒家經典，校勘精密，是后來各種版本的近源。這套“石本”存于西安碑林，文字基本清晰，但在明代中期嘉靖年間大地震，石碑有不少被震斷，斷口處文字剝落，受到損失。明代萬歷初年，西安府學、長安縣學和咸寧縣學的師生對損失的文字，用另外的小石進行了補刻，補刻的小石立在唐碑的旁邊，供讀者參考。補刻的方式是從現存碑上“集字”，因而小石上補刻的文字字體及大小與唐石經接近。長期以來，唐石經拓本的流傳，以割裱成冊為主，而割裱成冊的本子又大都被好心的割裱者用萬歷補刻的小石拓片鑲嵌完整了。這就造成傳世的拓本，大都是唐代石本與明代石本的混合版本。一般讀者無法區分，顧炎武等著名學者也不例外。國內曾先后有幾家出版社影印過唐石經拓本，都是唐本與明本的混合本。《儒典》則采用山東省圖書館藏未經鑲嵌的唐石經拓本（已割裱成冊）影印，稍有殘缺，則用日本京都大學全石拓本補全。這是第一次影印真正的“唐石經”，這對高質量研究儒家經典當然是很有價值的。
儒家經典的初始面貌，當然是沒有注釋的“白文本”。“唐石經”就是現存最早的、基本完整的、成套的儒家經典白文本。
系統性整理歷代儒學最優良版本
儒家經典文字古老而深奧，歷代注釋不斷，成果累累。但古老而權威的注釋久成定論，它們是：《毛詩》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周禮》《儀禮》《禮記》漢鄭玄注；《周易》魏王弼注；《尚書》題漢孔安國注；《左傳》晉杜預注；《公羊傳》漢何休注；《榖梁傳》晉范寧注；《論語》魏何晏注；《孟子》漢趙岐注；《孝經》唐玄宗李隆基注；《爾雅》晉郭璞注。五代時期國子監刻《九經》，五代至北宋期間，成都刻石經、北宋國子監和南宋國子監刻《九經》以及宋代地方刻經書，大都以這些權威注本為準繩。這些“古注”的宋刻本流傳極少，清代以來，陸續有影刻本、影印本，但都不系統。《儒典》則盡可能收集起來加以整理。
這些權威的“古注”，在宋代還根據需要產生了把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附入句下的“附釋音本”，以余仁仲、王朋甫刻本為有名。這種“附釋音本”又有加入“纂圖重言重意互注”等內容的刻本，同樣基本配套，影響深遠。以往雖然有零星影印，但這兩個系統的古本還沒有系統的影印，《儒典》則根據學術界的最新研究進行了系統的收集整理。
在南北朝至隋朝，我國的經典解釋出現了以詳盡著稱的體式——義疏。“義疏”也叫“疏”，也是一種注釋，它除了解釋經典的原文，還解釋權威的“古注”。這些成果在唐代由朝廷命孔穎達等匯總纂修為《五經正義》，包括《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禮記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所謂“正義”也是“疏”，為了表示權威性，所以稱“正義”。同時的禮學大師賈公彥修成了《周禮疏》《儀禮疏》。后代稱這兩位大師為“孔賈”。其他各經也都產生了“疏”，到南宋時期匯集為《十三經注疏》。《十三經注疏》與《二十四史》構成了我國古籍的核心部分，凝聚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骨干。1958年開始，經毛主席批示，周總理安排，中華書局開始組織我國權威專家校點整理《二十四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古籍整理的代表性成果。《十三經注疏》的整理，則相對滯后，學術界正積極努力。
孔穎達、賈公彥等人纂修的疏，最初面貌是不包含經文、古注的獨立的疏文文本，叫“單疏本”。北宋國子監、南宋國子監先后刻印，流傳到今天的已十分稀少。《周易》宋刻單疏本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尚書》宋刻單疏本在日本宮內廳書陵部，《毛詩》宋刻單疏本在日本大阪杏雨書屋，《周禮》單疏本（舊抄本）在日本京都大學，《儀禮》單疏本（影宋抄）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禮記》宋刻單疏殘卷在日本身延山久遠寺，《春秋左傳》單疏本（舊抄本）在日本宮內廳書陵部，《公羊傳》單疏本（舊抄本）在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庫，《榖梁傳》單疏本殘卷（舊抄本）在北京大學及國家圖書館，《爾雅》宋刻單疏本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日本另有一部）。這些“單疏本”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同樣也沒有經過系統的影印，《儒典》則進行了系統的收集整理。
宋代的文獻整理、刊印，有一個特色，就是“集成”。在南宋初年，今天的浙江紹興有個機構“兩浙東路茶鹽司”，把“單疏本”“古注本”合起來，編輯刻印了著名的“八行注疏本”。這個八行注疏本質量較高，傳世也極為稀少了。《周易注疏》宋刊八行本（陸游之子陸子遹圈讀）在日本足利學校；《尚書正義》宋刊八行本，日本足利學校藏一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一部；《周禮疏》宋刊八行本，一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一藏臺北故宮博物院；《禮記正義》八行本，一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一藏日本足利學校；《春秋左傳正義》宋刊八行本（紹興府刻印）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論語注疏解經》宋刊八行本，存世三部，均只有后半部十卷（上圖、重慶、臺北故宮）；《孟子注疏解經》宋刊八行本藏臺北故宮。宋刊八行本諸經注疏合刻，陸續有影印，《儒典》則進行了系統性整理。
南宋另一次“集成”性編纂刻印儒家經典的經文、古注、陸德明釋文、孔穎達疏文“四合一”的注疏本，是劉叔剛等刻印的“宋十行本”。存世的《附釋音毛詩注疏》在日本足利學校；《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兩部，一部在日本足利學校，一部分藏中國國家圖書館、臺北故宮博物院；《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另有《附釋音禮記注疏》宋刊本失傳，今存乾隆間和珅翻刻本；《附釋文尚書注疏》宋刻九行本，在臺灣故宮博物院，與十行本內容結構相同。《儒典》予以系統性收集。
歷史上具有“系統”的儒家經典注釋還有宋元時期朱熹等人注釋的《五經四書》，明代永樂年間官修的《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清代康熙至乾隆間官修的《御纂七經》，清代獨具特色的“十三經清人注疏”，《儒典》也全部進行了系統性整理。
儒家經典之外，還有《荀子》《春秋繁露》《顏氏家訓》《二程語錄》《朱子語類》《傳習錄》等歷代大儒名著，反映了儒學傳承創新、淵遠流長。孔子后裔及歷代大儒的傳記歷史則有《孔氏祖庭廣記》《闕里文獻考》《伊洛淵源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清儒學案》進行了詳盡而全面的記載。這些反映儒學傳承發展的史料文獻，《儒典》列為“義理典”“志傳典”予以系統整理。從而在原典、注釋、新創、史傳方面形成了全方位立體化的儒家典籍的完整體系。
中國是文化大國、典籍大國，又是造紙術、印刷術的發明國。如何使中國的造紙術、印刷術在二十一世紀煥發光彩呢？《儒典》選擇了優質宣紙，對唐代石經拓本、宋元刻本進行高水平影印，展示了中國典籍文化的最新水平。
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推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是黨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使命。打造中華儒學經典著作集成《儒典》，就是我們響應號召的具體踐行，我們也有責任，進一步用好《儒典》，使之發揮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