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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株小麥吃干榨凈”“方捆機被稱為移動印鈔機”“種地越多費力越少”
麥客說麥收今昔大不同
□大眾日報記者 紀 偉 通訊員 劉國偉 陳帥
6月3日中午，郯城縣郯城街道新屯村，縣道東側的草堆場上，打包成圓柱形的麥稈已經堆成了七米高的小山。堆場一角立著三間板房，立平農機合作社社長肖丙虎一邊推門走出來，一邊打開農機合作社的微信群發送語音：“所有人注意！再次重申！千萬不要在麥子地里抽煙！”
板房里，十幾箱瓶裝水整齊地放在門邊，茶幾上擺著一個玻璃煙灰缸。“這大太陽把麥子烤得幾乎沒有水分，一點火星就能釀成火災，這個時候最忌諱的就是火。所以我們規定，農機手想抽煙，只能回屋里抽，誰也不能帶火種下地干活。”肖丙虎說。
防火，是這位麥客給記者上的夏收第一課。
麥客不只是割麥
縣道西側的麥田里，立平農機合作社的農機手們正駕機馳騁。天空湛藍，麥浪金黃，遠處一排綠色的樹影分開天空與麥浪。
只幾分鐘，三畝地收割完，麥田里只留下十幾厘米高的麥茬和躺倒的麥稈。收割機載著麥粒向田間路靠攏，這三畝地的主人——泉源鄉紅石村的一對夫婦早就等在一旁，三輪車開到收割機的輸送槽下，麥粒狂瀉而出，兩三米長的三輪車后斗不到兩分鐘就裝滿了。半年多的悉心照料，在這一刻見到了金燦燦的收成。
“四口人的地，一共三畝多，請農機合作社來，包括收割、處理麥稈、翻地在內，一共60塊錢。去年是70塊，今年便宜了10塊錢。”麥地的男主人戴著草帽，看起來50歲上下，說話間啟動三輪車趕回家晾曬麥子。
肖丙虎告訴記者，今年合作社提前和村里簽好了協議，實行包村模式，紅石村在縣道西側的上千畝地都交給立平農機合作社。合作社不用和村民一家一家談，機器到了田里只管干活，提高效率，每畝地讓利10元也劃得來，多方共贏。
“收割只是第一步，現在像我們這樣的專業麥客，料理一塊麥田共分四步。”肖丙虎告訴記者。
兩臺收割機忙活半小時，麥田收割一空，摟草機入場。拖拉機拖著狀如孔雀尾的設備駛入光禿禿的麥田，“孔雀尾”向兩側展開，十二個直徑一米的金黃色大圓盤并排著落到地上，拖拉機向前行駛，圓盤轉動，掃過十多米寬的地面，散落的麥稈向中間聚攏，形成了一條近半米高的麥稈“城墻”。
接下來是打捆機登場。沿著摟草機留下的“城墻”，另一輛拖拉機拖著五米多長的打捆機開始作業。機器轟鳴，散碎的麥稈從前端吸入打捆機，走出十多米，就從末端吐出一個棱角分明的金黃色長方體。走近一看，麥稈壓成的長方體上結結實實勒著幾根白色的尼龍繩，記者伸出手指用力向尼龍繩內側插下去，竟然無法探入分毫。
“過一會兒合作社的裝載機來把這些麥稈包裝車運走，拖拉機裝上犁頭給村民把地耕一遍，新一茬玉米就可以播種了。”肖丙虎告訴記者，收割、摟草、打捆、翻地，走完這四步流程，麥客的活才算干完，農民全程只需在樹蔭下等著，開車把麥粒運走即可。如果只是收割的話，只收35元。打成捆的麥稈包歸合作社所有，還有大用處。
“奶牛的面包”每噸600元
跟著運送麥稈包的平板貨車，記者又回到了路東側的草堆場。
貨車停穩，裝載機升起一米多寬的大鉗子，捏住麥稈包，轉運到16米長的半掛車上。每輛半掛車裝滿麥稈包后載重24噸，隨即發往附近的熱電廠，進行焚燒發電。
“用于發電的麥稈每噸300元左右，是價格最低的。質量最好的麥稈作飼料，業內俗稱‘奶牛的面包’，每噸售價高達600元。”周保光是立平農機合作社的合伙人，專門負責經營合作社的麥稈銷售業務。
“如果說料理麥地是夏收的上半場，老周這里的業務就是麥收的下半場。”肖丙虎打趣道。
“你看，根據麥稈的顏色、濕度、發霉程度、含土量，我們會對麥稈包進行分級。”周保光從麥稈包上抽下一把麥稈，在手掌上捻平后告訴記者，顏色越黃、越干、含土量越低的麥稈，質量越好，最次的送去焚燒發電，好一點的用于種蘑菇或者造紙，最好的送去養殖場喂牛，每噸的售價也從300元遞增到600元。
能達到飼料級的麥稈比例也不低。6月2日立平農機合作社開始在郯城縣啟動夏收，從這一天多的情況來看，大約有一半的麥稈可以達到飼料級。
據周保光估算，郯城縣的夏收期約有半個月，立平農機合作社至少能收進過萬噸麥稈，可以在草堆場上銷售十個月。一直到4月底，前一年的麥稈售罄，清理草堆場，迎接新一年的麥稈。銷售麥稈，對于這個70多人的麥客團隊來說，是一筆重要的收入。
“今年疫情期間，養殖戶受到了影響，壓力傳導到我們農機合作社，導致去年收上來的麥稈到現在都還沒賣完。”周保光指了指草堆場東北角說，“那里剩的幾噸就是去年收來的。”
在郯城縣，周保光是一個資歷頗深的職業麥客，早在20年前他就開始經營麥稈生意。在周保光的職業生涯里，根據當地農民對麥稈的不同態度，麥稈生意可以劃分為三個時代。
2000年到2010年，麥稈是農民眼里的“香餑餑”。當時麥稈的售價雖然每噸不超過100元，但收完麥子后再賣麥稈，在農民眼中是一個很重要的增收途徑。地里每產出一斤麥子，就會相應地產出一斤麥稈，根據當時的小麥畝產，一畝地產出的麥稈大約能賣50元。十年前摟草機、打捆機等自動化設備還沒有大規模應用，村民只能徒手將麥稈打捆，再運到麥稈收購點，需要耗費許多力氣。
在2010年到2015年之間，隨著農民收入的提高，相比打捆麥稈這樣繁重的體力勞動，賣麥稈的收入顯得不再重要，許多農民選擇將地里的麥稈一把火燒掉。在周保光的記憶中，這幾年也是農村焚燒麥稈較嚴重的階段，給環境保護帶來了極大負擔。
從2015年開始，各級政府逐步開始重視焚燒麥稈的現象，出臺了各種措施禁止焚燒麥稈，并探索麥稈綜合利用。也是在這個階段，像立平農機合作社這樣的專業化麥客團隊開始購置麥稈回收設備，按照統一標準將麥稈打捆、銷售。“到現在，麥稈回收已經玩出了許多新花樣。”周保光說，東北的一個客戶買了他們的麥稈，回去再加工成直徑0.8毫米、長幾厘米的麥稈顆粒，更加便于儲存，可以供給東北的大型養殖場；韓國的一個客戶對麥稈進行深度加工，調配成專門種植蘑菇的材料。
“農業機械化將種糧食發展成了一條產業鏈，把一株小麥吃干榨凈，這在20年前我剛涉足麥稈銷售行業時，想都不敢想。”周保光說。
“移動印鈔機”價高回報也高
6月3日下午，記者跟隨肖丙虎再次回到麥田，麥客團隊已經向北轉戰，開始新一輪作業。收割機在麥田里轟隆作響，摟草機、打捆機等設備停在一旁。
“那個打捆機的駕駛員是我們合作社的技術擔當，你可以去跟他聊聊。”肖丙虎告訴記者。
下午兩點，烈日當空，記者穿過35℃的熱浪走到打捆機的玻璃門前，駕駛員薛濤濤剛一打開車門，一股涼風迎面撲來。“快上來涼快涼快吧。”薛濤濤將記者迎到副座，笑著說，“光在外面看我們頂著大太陽干活，沒想到車里有空調吧。”
更出乎記者意料的是，這輛貌不驚人的打捆機售價高達120余萬元。幾塊平整的擋風玻璃將熱浪隔離在駕駛室外，駕駛座后面掛著一個滅火器，用于撲滅麥田里可能出現的火苗；薛濤濤面前是一塊屏幕，打捆機的運行狀態、打捆數量等狀態實時顯示。
“這臺機器是從國外進口的，打出的方捆可以直接裝車。其他圓包打捆機打出的圓柱形麥稈包，還需要在草堆場加工成方捆才能裝車。”薛濤濤說，這臺機器故障率低，麥收季節時間緊張，要是打捆機在地里壞個兩三天，可就耽誤大事了。因此，雖然這臺進口打捆機售價高到令人咋舌，合作社還是咬著牙買了兩臺。
立平農機合作社共有社員70余人，收割機有32臺，圓包打捆機有8臺，進口的方捆打捆機只有2臺，是合作社里最高端的設備。
“方捆打捆機被我們稱為‘移動印鈔機’。”薛濤濤告訴記者，方捆打捆機打出來的麥稈包一捆400公斤，按照每噸600元的售價來算，相當于方捆打捆機在麥田里走出幾米就能吐出一張百元大鈔，叫它“移動印鈔機”毫不為過。
肖丙虎告訴記者，方捆打捆機操作難度高，這兩年合作社購進了兩臺，只培養出薛濤濤等兩名駕駛員。打捆機駕駛員按照打捆數量發計件工資。方捆打捆機故障少效率高，再加上薛濤濤的駕駛技術過硬，去年6月份薛濤濤完成了8500捆的工作量，一個月就掙了4萬多元，是合作社里名副其實的“麥客狀元”。
種糧大戶反倒較清閑
6月3日下午4點，周保光提起一根水管，沿著草堆場從南向北灑水，水花將彌漫在空氣中的浮塵壓在地面。對于42歲的周保光來說，人影浸在浮塵中，是他對麥收最初的記憶。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二十歲左右，每到麥收季我都是主力。”周保光家住郯城縣郯城街道周港口村，據他回憶，農民揮舞鐮刀和麥田較勁的年代，他家中的四口人面對四畝麥地往往要忙活半個月。熟練工一天最多只能收割一畝地，相對應的勞動時間要從清晨四五點鐘一直忙碌到天黑。太陽落山后收拾完麥穗仍不能休息，還要去村里的脫粒機前排隊，有時去得晚了，晚上十一二點收工是常態。之后的翻地、刨坑、種玉米，又要開啟新一輪操勞。
一直到2000年之后，收割機開始出現在村里，但那時收割機的數量還不能滿足需求，農民蹲在田間地頭盼著收割機來，有些頭腦靈光的村民會給農機手塞上一包煙，好讓他先收割自家的麥子。又過去10年，收割機數量猛增，農戶等農機的狀態轉變成農機合作社主動上門聯系村民。
說話間，郯城縣泉源鄉大馬莊村的種糧大戶紀紅旗來到了草堆場，他家的麥子已經收割完，想和農機合作社商量一下，安排農機給自家的地深翻。細節敲定，紀紅旗坐下和周保光閑聊。種糧大戶和職業麥客坐在一起，話匣子打開后便收不住了。
“別看我種了將近200畝小麥，在村里是種地最多的，反倒不是最忙的。”紀紅旗告訴記者，麥田上了規模，不管是翻地、播種、打藥還是收割，全都可以外包給農機合作社。現在各類農機已經十分普及，還有無人機飛防。反倒是村里只種一兩畝地的村民，用不上這些設備，除草、收割都需要自己上，我只要安排好了農機設備，相比起來倒是村里比較清閑的。
“所以說，現在是種地越多，費力越少。像老紀這樣的種糧大戶，種兩百畝和種兩千畝投入的精力差不多，無非就是多花點錢雇設備，賣糧食多掙些錢。”周保光說。
“早先兩三年，我們這些種糧大戶用農機種地，對地的管理精細度不如那些只種一兩畝的村民，小戶照看得細致，畝產能過千斤，我家的畝產也就在800斤徘徊。好在今年這一茬麥子，我請了鎮上的農業技術員來幫我出主意，優化了肥料配比啥的，今年的畝產就快要摸到一千斤的門檻了。”紀紅旗說。
刨除成本，紀紅旗家每畝麥地的凈利潤能有兩百多元。泉源鄉位于郯城縣北部，這一茬小麥收獲后，接著種上玉米，又能有一部分收入。以縣城為界，郯城縣以南的種植結構換成了小麥加水稻。
據郯城縣農業技術推廣中心主任王曉弟介紹，近10年來，郯城縣的小麥種植面積一直穩定在70萬畝以上，隨著小麥品種更新換代，糧食產量逐步增加。“郯城縣的小麥畝產在10年時間里增長了近百斤。”王曉弟說。
去4800公里外參加麥收
兩人聊到快5點，肖丙虎也將麥地里的活安排妥當，回到了草堆場的板房里。肖丙虎站在空調下呼扇著衣領，三五分鐘后，漲紅的臉恢復到正常顏色。
“在地里干活確實辛苦，好在忙完這半個月就可以休息了。”記者安慰道。
“對縣里的農民來說收麥子確實是忙半個月，但對職業麥客來說，農忙季其實是5個月。”肖丙虎說，“前幾天，這里的攤子還沒鋪開，我已經把農機社的訂單排到了10月份，到4800公里外的新疆去參加麥收。”
5月份，安徽的麥子已經成熟，之后便轉戰河南，6月初回到山東，然后逐麥浪一路向北，一直忙到七月中旬。經過半個月的修整后，肖丙虎的團隊就啟程前往新疆，在那里一直干到10月中旬。到農歷臘月時節，東營市還有晚稻的秸稈需要前去打捆。
“不過不是我們合作社70多人全都去，要想參與跨區作戰必須是精英。”肖丙虎說，這幾年，他就是帶著機器與七八人的團隊轉戰全國各地。
跨區作戰對人和設備都是挑戰。每次出遠門，肖丙虎的團隊都會自帶鍋碗瓢盆與帳篷，最忙碌時直接住在麥地里，三四天找不到地方洗澡是常事。
“人沒有吃不了的苦，但機器不行，跨區作戰最怕機器故障，機器停在地里，沒法按時完成簽好的訂單，對麥客來說是最大的忌諱。”肖丙虎告訴記者，有一年他的團隊在河南省參加麥收，一臺打捆機的傳動軸突然斷裂，國內的供應商恰好沒有配件。當時，他找到了一個全國打捆機用戶技術交流微信群，在微信群里聯系到一個安徽的同行，可以為他提供配件。肖丙虎當即駕車踏上了這條300多公里的路，5小時趕到，3小時完成配件改裝，一口氣再趕回河南，打捆機重新駛入麥田。
100畝地種了500多種小麥
6月4日9時許，正是一天中調度設備最忙碌的時間，肖丙虎卻帶著礦泉水與一袋水果，駕車離開合作社正在作業的麥地，來到了7公里外的郯城縣農機農藝融合作業示范區，等待幾位特殊的客人。
來到示范區南沿的一座二層小樓，肖丙虎打開空調擺上水果，告訴記者：“這里是一塊試驗田，今天臨沂市農業科學院小麥研究所的農藝師來觀測小麥長勢，還要給試驗田里的‘畝產冠軍’品種測產量。他們工作很辛苦，所以我想盡可能給他們提供個舒服點的環境。”
收拾停當，肖丙虎帶著記者走進了試驗田。立平農機合作社承包了4300畝小麥，從中拿出100畝，提供給臨沂市農業科學院作為試驗田，選育適合在郯城縣推廣的小麥品種。這塊試驗田中，種下的小麥超過500個品種，只有試驗田西側的幾畝小麥還有幾分斑駁的青影，是晚熟品種“臨麥9號”，保底畝產能夠達到1400斤。
肖丙虎薅起一縷麥穗告訴記者，今年雨水不好，如果把小麥比作人的話，去年是嗓子一渴就下雨，今年是嗓子干到快冒煙了才下雨，影響了小麥的長勢。
一輛白色轎車開到二層小樓下，臨沂市農業科學院小麥研究所的高級農藝師王靖與同事下車，戴著帽子、穿著防曬服走進了麥地。捻出麥粒，放進口中嚼幾下，就對小麥的成熟度有了一個估計，然后看一眼麥根旁白色標牌上的品種名，在表格上做好記錄。試驗田里大部分小麥品種都種在劃分好的“小區”里，每個“小區”的面積都是8.9米乘1.5米，相當于0.02畝地。植株高度、倒伏角度、顏色、麥穗形狀等參數，王靖都要詳細記錄。
聽說“臨麥9號”今天要測產，王曉弟也來到了試驗田里。兩小時后，觀測完其他“小區”后，王靖和同事開始對“臨麥9號”測產。最后得出的畝產數據達到了1500斤，遠超預期。
據王曉弟回憶，郯城縣的小麥品種從“魯麥”系列更新到“濟麥”系列，小麥畝產也從800斤一路攀升，跨過了1000斤的大關，有些管理精細的麥田每畝能夠收獲1200斤左右。“臨沂市農業科學院培育的小麥品種如果能夠大面積推廣，農民的收入將越來越高。”王曉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