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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昆明大會
洶涌的新冠肺炎疫情迫使更多國人重新審視人與野生動物、人與自然的關系。正好就在今年10月，一個系關地球生命共同體的會議——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簡稱CBD）第15次締約方大會（COP15）——將在昆明召開。
說這將是一次歷史性的會議并不為過。
COP15最重要的議程，就是討論通過《2020后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框架》，制定下一個10年的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及2050年 “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愿景，并為此制定雄心勃勃的行動方案。換言之，框架將決定未來10年甚至30年國際社會將會為扭轉人類生存重大危機——生物多樣性快速下降和生態系統破壞——會做出怎樣的努力。為此，人們寄予厚望。
為了達成目標，2020年1月6日CBD發布了“零案文”——《2020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預稿》（簡稱預稿）——作為COP15成果雛形和實質談判的基礎。此刻，2月24-29日，針對零案文的一系列關鍵談判也正在意大利羅馬舉行。
《生物多樣性公約》與《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同時誕生于1992年6月5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地球峰會），雖然后者現在似乎更為人所知。
它們是人類為了保護共同而唯一的家園——地球，有史以來所做出的最大承諾。
愛知的期望與失望
然而，自這份公約誕生以來，人類非但沒有扭轉全球生物多樣性下降的趨勢，在很多國家，整體情況反而更加惡化。
回顧一下CBD誕生以來近30年的歷史。
2002年CBD 第六次締約方大會推出《<生物多樣性公約>戰略計劃（2002—2010）》，提出了一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大膽目標：到2010年大幅降低生物多樣性損失。但各方評估顯示新千年第一個十年目標完全無法實現，物種滅絕反而加速上升。
2010年，第十次締約方大會在名古屋成功舉辦，再次提出《2011—2020年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及《愛知目標》，要求采取“有效和緊急”行動，保護全球森林、珊瑚礁和其他瀕危的生態系統，以避免失去人類賴以生存的世界生物多樣性狀態。《愛知目標》為推動實現CBD三大目標，首次為未來10年設定了5個戰略目標及相關的20個綱要目標，細分的目標較好地指導了各國制定和更新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戰略（NBSAPs）。其中達成了保護17%的陸地及10%的海洋的明確數量指標。此外，《名古屋議定書》就生物遺傳資源利用及其利益分配規則達成一致，成為促進可持續發展、推動千年發展目標、尤其是減貧目標實現的獨特工具。《愛知目標》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國際社會在生物多樣性保護領域的協作。
但是，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護仍可謂舉步維艱。2018年，法國可持續發展和國際關系研究所根據持續的全球評估報告，《愛知目標》提出的2020年生物多樣性保護20個綱要目標，絕大多數到2020年都難以實現。實際上對很多國家而言，整體情況將會惡化。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2019年4月提交《全球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服務評估報告》指出，地球上多達100萬種物種瀕臨滅絕（總數800萬種）；超過40％的兩棲動物瀕臨滅絕；當前全球物種滅絕的速度高出過去1000萬年的平均值的倍數，且速度正在加快，自然損失規模劇增。 “我們和所有其他物種所依賴的生態系統的健康狀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惡化。我們正在侵蝕我們經濟、生計、糧食安全、健康和全球生活質量的基礎。” IPBES主席Robert Watson爵士說。
《愛知目標》收官在即，名古屋締約方大會制定的戰略和目標卻難盡人意。國際社會不得不重新審視過往的策略及其明顯的結構性缺陷，以為處于十字路口的CBD指明正確方向，避免在昆明重蹈覆轍。
為此，我們不得不吸取愛知的教訓。
首先，科學研究支撐嚴重不足，生物多樣性目標的制定缺少戰略焦點。生物多樣性的損失和危機在地球的各個角落真實發生，但生物多樣性威脅的全球一致性缺乏嚴實的數學模型和科學推演。相比《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全球氣候的定量模型能夠精確地設定1.5度的焦點目標，并能將此目標一竿子分解關聯到國家、地方和產業的具體行動，使指標具有了高度的科學概括性和實踐指導性。生物多樣性和自然本身的復雜性以及科學研究的不足，使其難以尋找單一指標物來描述到底保護多少土地和生物才能夠實現“與自然和諧相處 ”，從而使保護的整體戰略缺少焦點，難以系統化全球一致的行動。
其次，《愛知目標》的設計與實現之間脫節。它過多追求對目標本身的設計和談判，但在如何內化為各國戰略和行動方面嚴重不足。國際社會和國家主體應該如何從政治動員到政策制定，從執行機制到資源動員，從有效評估到激勵機制等來匹配目標，均缺乏系統設計和約束力， 致使目標設計與各國實現脫節。
再次，缺少了土著居民和當地社區的主體權利和充分參與。全球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土地傳統上由土著人民擁有或管理。更多的證據顯示，由社區管理的生態系統顯示了更積極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成效。盡管《愛知目標》已經意識到地方性群體及傳統知識的重要性，并試圖通過公平的分享遺傳資源促進減貧和可持續發展，但土著人民和當地社區保護生物多樣性的主體權利和治理貢獻并未得到足夠承認，也缺乏來自政府和社會的制度性保障支持。生物多樣性保護更加呼喚的是所受影響最直接的當地居民發揮作用，而不能只是政府和社會精英的保護。
最后，未能發揮民間社會和公眾等非國家主體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動能。包括國際機構、各國公益組織、私有企業和公眾等非國家主體，未能廣泛參與到框架的制定和執行，而這對于撬動政府資金之外更為龐大的社會資源和市場機制，實現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主流化及改變人與自然的關系至關重要。全球雄心應該與各國及非國家主體承諾和貢獻聯系起來，暢通其參與新框架的制定和執行渠道，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治理中發揮民間社會最大動能。
零案文
作為在中國從事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環境治理的專業機構聯盟，公民生物多樣性保護聯盟對“零案文”進行了認真研究，它所呈現的如下缺陷，讓我們不得不為人類能否在未來10-30年里成功實現保護地球生命系統的使命擔憂。
第一， 雄心不足，難以按照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與政策平臺（IPBES）評估報告所指出的，通過“變革轉型”來保護和修復自然。我們認為2030年使命應提高為“到2030年，遏止并扭轉生物多樣性下降趨勢，使生物多樣性走上恢復之路”，并可通過解決造成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根本原因、為重點行業制定行業行動計劃等方法，達到雄心勃勃與切實可行之間的平衡。比如，阿拉善SEE基金會“綠色供應鏈”項目，通過制定綠色標準，推動企業進行綠色采購和環境整改，使生態環境保護目標與企業行動計劃掛鉤。我們也建議在文案中的背景部分加入關于氣候變化帶來的額外風險的表述，以突出實現變革轉型的緊迫性。
第二，行動目標未能確保實現有效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目的。我們注意到框架中把目標區分為長期目標和行動目標，這對推動具體討論而言是一種有效的方法。在此前關于面積百分比目標的討論中，我們注意到行動目標是支持政策實施的有力工具，但是行動目標（如，保護X%的面積）只能敦促政策的產出，并不能確保實現有效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目的。因此也需要可量化的用于評價政策效果的目標來幫助監測長期行動的進展。同時我們建議目標應聚焦于2030年即當下應該采取的行動，而不是按照預稿中分別為2030年和2050年設置目標。這樣的設定，會占據目前本就緊張的談判時間和資源，拖累談判進度。
第三，目標應該充分體現非國家主體的作用和貢獻。預稿中提到為了實現2050年愿景進行的廣泛變革需要前所未有的協作和全社會的參與，在主流化的工具和解決辦法、有利條件及責任和透明度中，均強調了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區、民間社會及私營部門參與的權利和行動，這對確保行動目標得以實現至關重要。但文案對于如何將非國家主體的目標及行動，尤其是民間社會、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區以及私營部門的貢獻納入2030生物多樣性保護目標缺乏表述，使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全社會參與及主流化目標面臨風險。比如，永續全球環境研究所和桃花源基金會等中國環境組織，通過協議保護、委托保護和圣境保護等，創建了約8000平方公里的民間公益保護地，填補了諸多關鍵生物及其棲息地保護空缺。但這些保護地目前沒有納入國家法定的保護類型，無法成為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貢獻的一部分。我們建議明確認可并支持包括民間社會、社區及私營部門在內的非國家主體對于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貢獻。
第四，應該更加明確海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責任與義務。從海洋的特點來看，海洋的連通性決定了其保護更需要在區域或全球的層面開展合作。我們注意到目前的文本在變革理論、有利條件、責任與透明度和外聯的部分都提到了與其他國際組織、多邊環境協定的交流與合作。我們也希望在文案中可以明確“海洋”的內涵，以及各國在管轄范圍內和管轄范圍外的責任與義務。并敦促成員國在國家管轄外海域生物多樣性保護和可持續利用開展合作，評估漁業、航運以及其他海上活動對海洋生態系統造成的影響，并采取積極措施將影響降至最低。
第五，呼吁加強與目標匹配的執行機制。我們注意到有關執行機制、資源調動、責任與透明度等議題的討論還在進行中，預稿中未作具體表述。我們呼吁需要形成與有雄心的目標相匹配的執行機制，確保2020年后保護框架的有效執行。 比如，中國提出生態文明理念并配套一系列政策改革和行動舉措，如確立生態紅線、開展環保督查等，為生物多樣性保護執行機制提供了示范。生態文明已經成為COP15的主題，應該在框架中為執行機制提供可以參考的樣板和方案。
地球已經進入第6次大滅絕時代，開啟者正是人類自己，因此能改變的也只能是我們。無論是當前全球擴散的新冠肺炎還是肆虐亞非的蝗蟲災害，都充分展示了這個脆弱星球生物多樣性的現實危機，以及對“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緊迫需求。
在全球的自然保護者看來，2020年昆明大會將是人類能夠抓住的挽救生物多樣性的最后機會，“窗口正在關閉”——這個生物多樣性“超級年”如今僅剩7個多月，如何拿出一份既雄心勃勃又切實可行的宏偉藍圖，已成為擺在人類面前的一道“生死狀”。
（作者彭奎為永續全球環境研究所生態保護與社區發展項目經理，公民生物多樣性保護聯盟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