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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蒙古蘇尼特右旗額仁淖爾蘇木的野生動植物救助站，管護員特古斯在飼喂馬鹿。 新華社發
【生態話題】
在《野生動物保護法》啟動修改之際，有媒體報道了一些法學專家的主張，其中一條建議為“對更容易引發公共衛生問題的動物（如刺猬、蝙蝠、穿山甲、蜈蚣、毒蛇等）可以考慮采取特殊保護措施，允許科研利用和生態滅殺，但嚴禁食用”。
這樣的“生態滅殺”論，出發點雖是善意，但可能引發的后果卻令人擔憂。對上述這些野生動物，采取特殊保護措施和嚴禁食用，很有必要，科研利用則應非常慎重和有限度，但“生態滅殺”是不可行的。我們應當尊重生態系統復雜的多樣性和平衡調控機制，片面地以人類為中心來區分哪些物種應該保護、哪些物種要針對性地進行“生態滅殺”，不但無法給人類帶來安全，還可能引發不可估量的生態災難。
病毒與野生動物乃至生態系統共生共存
談起病毒，人類唯恐避之不及。病毒在地球上廣泛存在，并深深地融入每一個生態系統，是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廣闊的海洋為例，微生物是海洋生態系統的基礎，病毒種群在其中發揮著重要而獨特的作用。對陸地生態系統和野生動物而言，同樣如此。
研究顯示，野生動物攜帶多種病毒、寄生蟲和細菌，這些微生物與野生動物本身共同形成了一個個生態系統，并不斷地發生著基因突變，其中有生命力的得以存活。它們幾乎與寄主物種融為一體，有的為小害，有的為小益，有的則無益無害，這也是自然界生物多樣性的一種體現。
同理，野生動物對大自然而言同樣具有獨特的價值。以蛇類為例，它們既是獵捕者，又是被獵捕者，是食物鏈上不可或缺的環節，更是自然生態系統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可以為人類提供生態系統服務。如果將蛇從一個生態系統抹殺，那么一些人類疾病（例如萊姆病）的發病率會遠高于現在。然而，隨著人類活動擴張帶來的野生動物棲息地喪失和破碎化，再加上大量捕殺行為，現在很多蛇類正在走向滅絕。
蝙蝠雖攜帶多種病毒，但在哺乳動物中卻是僅次于嚙齒目動物的第二大目，約70％的種群可以吃蟲。《美國科學院院報》的一項研究揭示，蝙蝠不僅能抑制害蟲數量、減少農作物損失，還間接地抑制了與害蟲相關的真菌以及真菌產生的有毒化合物。僅對于玉米這一種農作物而言，蝙蝠在全球貢獻的害蟲抑制價值可能就超過10億美元。在原始森林中，一些種類的蝙蝠還可以傳播植物種子，甚至扮演著授粉者的關鍵角色。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在自然界，眾多動物身上都攜帶著各種各樣的病毒，人們甚至在亞洲豹貓和中國鼬獾身上也發現了新型高變異冠狀病毒，它們與野生動物共生共存。面對這樣的客觀自然現象，難道我們一概都要進行生態滅殺嗎？
錯誤對待野生動物帶來深刻教訓
生物多樣性代表著地球上動物、植物、微生物等物種、遺傳資源和生態系統的豐富程度，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石，也是生態文明水平的重要標志。然而，自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代，生物多樣性的喪失速度越來越快，現代人類正在經歷第六次物種大滅絕——與地球過去發生的五次物種大滅絕不同，這次大滅絕是由人類活動造成的影響帶來的。
在大自然漫長的進化歷程中，每一個物種都在其所處的生態系統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由此保持著生態平衡。比如，一只粉紅椋鳥每天能捕食120~180只蝗蟲，鷹和狐貍是控制草原鼠類的天然獵手，一只黃鼬一生能消滅掉數萬只老鼠。大自然中的物種關系環環相扣，一旦人類基于自身喜好采取滅殺某些物種的行動，往往將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20世紀50年代，我國在“大躍進”中把麻雀當作“害鳥”捕殺，把華南虎當作“害獸”捕殺，由此產生的生態問題就是深刻的教訓。如今，有研究人員宣布“從穿山甲中分離出的毒株與新冠毒株相似度達99%”之后，就立即有專家建議對穿山甲進行生態滅殺——完全不顧全球僅存的八種穿山甲全已瀕臨滅絕，并都被列入聯合國《野生動植物瀕危物種貿易公約》的附錄Ⅰ。
就算沒有滅殺，人類對待野生動物的不當行為所帶來的后果同樣嚴重。研究顯示，人類70％的傳染病主要來自其他動物，目前已經發現人獸共患病100多種。引發這些疾病的病毒、細菌和寄生蟲正是在人們對野生動物的獵捕、宰殺、加工和食用過程中擴散傳播的。
時至今日，我們已經認識到，食用野生動物不僅給生態環境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帶來嚴峻挑戰，而且給公共健康帶來了巨大威脅。然而，仍有人對吃野味抱有幻想，認為通過檢驗檢疫手段就可以降低這類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傳染概率——殊不知，檢驗檢疫只能針對人類已知病毒進行防控，對于野生動物身上攜帶的大量未知病毒，檢驗檢疫也束手無策。
尊重生命共同體，從源頭上防控疫情
正如《孟子·離婁上》所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面對病毒與野生動物乃至自然界長期共生共存的客觀規律，我們不能將疫情的傳播歸罪于野生動物，更不應該打著保護生態的旗號，做違背自然生態規律的事情。
從近期出現的“生態滅殺”觀點，我們可以看到，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生物多樣性的科學普及與主流化任重道遠。生物多樣性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原則和目標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應該如何從源頭上防控野生動物可能帶來的傳染病疫情？為此，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深入反思人與自然的關系，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生物多樣性保護是生物安全的重要內容，應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的治理能力，尊重山水林田湖草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破除基于人類中心主義的功利視角和慣性思維，把地球當作一個生命共同體來對待。
二是樹立行為邊界，建立禁食清單并嚴格依法監管，在全社會建立“不吃野生動物”的道德與行為規范。只要不去干涉野生動物，減少與其頻繁接觸，就會大大減少野生動物身上的病毒傳播到人類身上的機會。
三是劃定物理邊界，為野生動物留下充足的具有連通性的生存空間，包括劃定自然保護地、設立生態紅線、留下一些人類不去干擾的荒野等。要認識到，保護野生動物，給它們留下生存空間，其實就是保護人類的棲息地，保護人類自己。
四是確立法治保障。我國亟待制定一部《生物多樣性保護法》，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加強生態安全，確保生物多樣性保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五是加強農業生物多樣性保護。農業生物多樣性是確保人類未來糧食安全、應對氣候變化、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及很多重要生態系統服務供給不可或缺的條件。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臺”（IPBES）2019年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全球范圍內，地方栽培植物和馴化動物的種類和品種正在消失，而這些多樣性的喪失破壞了許多農業系統對害蟲、病原體和氣候變化等威脅的抵御力，從而對全球糧食安全構成嚴重風險。因此，應將加強農業生物多樣性保護作為維護我國生物安全的重要內容。
（作者：周晉峰 王豁，分別系北京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生態文明研究中心聯合主任、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