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山東考察
認真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匯聚全面深化改革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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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世界正迎來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交匯。基礎研究作為歷次產業革命的先導,在發達國家,均被視為綜合國力競爭的戰略制高點,而用占研發總投入15%—20%的強度,給予持續穩定的支持。我國基礎研究投入一直僅占研發經費的5%,在公布數據的國家中處于最末位。
3月8日上午9時,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多名政協委員作大會發言。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程津培作了題為《優化科技投入結構 建立穩定支持基礎研究的新機制》的發言。
程津培:
當前,世界正迎來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交匯。基礎研究作為歷次產業革命的先導,在發達國家,均被視為綜合國力競爭的戰略制高點,而用占研發總投入15%—20%的強度,給予持續穩定的支持。我國基礎研究投入一直僅占研發經費的5%,在公布數據的國家中處于最末位。我國能否在長期偏離研發投入規律情況下,繼續依靠跟蹤模仿,實現發展模式從要素驅動到創新驅動的根本性轉變,并在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帶著疑問,我委組織了專題調研。
我國基礎研究整體水平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表現在缺少推動學科發展的重大科學發現,鮮有能引領產業變革的原理性突破,缺乏破解制約發展的關鍵科學問題的知識積累,領軍人才欠缺,創新氛圍不足等。長此下去,將極大影響我國原創能力的積累,導致再度錯失新科技與產業革命的機遇。
造成這一狀況而未引起足夠警覺的原因,主要在于基礎研究的低時效性。基礎研究投入效果短期內難以顯現,大大增加了有關方面對科技投入自身的規律進行準確識別和把握的難度。另一方面,可能與我們在低投入水平下依靠跟蹤模仿式發展,也并未影響經濟增長速度的表象有關。日本和韓國有與我國類似的實用文化傳統,工業化早期也是采取了低成本的跟蹤模仿策略來謀取發展。但他們及時反省,在工業化的中后期將基礎研究的投入比例增長到客觀規律所要求的水平,結果成效顯著。若干年后日本人連續獲得諾獎,日韓核心競爭力強勁提升。湯森·路透2012年統計報告中評出的“全球100強最具創新力企業”,亞洲的32家全被日韓包攬。我國仍無一家入圍,令人不能不擔憂,企業將成為實現創新型國家的最大短板。
我國改革開放幾十年的高速發展特別是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給世界競爭格局帶來深刻變化,再重復過去的輕基礎、低成本的模仿模式,已不再有出路。必須盡快把創新主動權掌握到自己手里,靠做強內生能力實現中國夢。基礎研究最大的功能,是通過科學探索,形成內生的不斷創新的文化和可能引領產業變革的重大原創成果,是國家的明天。投資明天,是任何一個國家今天必須做的事情。我國目前的癥結是,尚未形成中央、地方和企業共同支持基礎研究的良性結構。而建設多元化基礎研究投入體系的主導責任,則在政府。為此,提出如下建議:
1.優化中央科技財政結構,盡快提升基礎研究投入強度。我國基礎研究在中央本級科技投入中,只占15%左右;而在類似統計口徑下,發達國家一般占到中央本級的30%—50%以上。建議,10年內,將中央財政中基礎研究比例穩步提高到發達國家的低限,即30%的水平。增量主要用于重要科學平臺和人才培養以及引導地方和企業增加基礎研究投入,建立多元化的投入體系,帶動全社會基礎研究投入盡快達到占研發總經費的10%。
2.地方財政要大力提高基礎研究投入水平。2012年,地方基礎研究投入僅占全國的6.7%,在地方科技財政中只占1.5%。建議將基礎研究作為“綠色GDP”指標之一,納入對地方政府科學發展觀的政績考核體系,并設專門經費渠道,引導地方大力提高基礎研究投入。
3.充分調動企業投入基礎研究的積極性。發達國家企業極為重視培育未來競爭力,基礎研究投入一般都占全國的20%以上,如韓國企業對基礎研究投入在全國總量中甚至超過50%,有力引領了核心競爭力的強勢跨越。而我國企業2011年投入基礎研究總共只有7.27億元,反差巨大。建議中央和地方財政借鑒國外成熟做法,設立企業基礎研究引導基金。同時,調整和研究制定有利于激勵企業投入基礎研究的財稅政策和評價體系,引導企業真正成為創新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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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