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直播間（2）

　　院長代表“拆解”醫患矛盾 無暇溝通致關系緊張

　　語錄：

　　美國的患者和醫生的比例應該是600：1，中國是7000：1。

　　中國醫生每周的工作量在60到95個小時以上。

　　有的醫生看門診一天連水都不敢喝，沒有時間和患者進行充分溝通。

　　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就不能鼓勵它去抓經濟效益。

　　有的言論說起醫生就成了‘白狼’，聽到這話我很心寒。

　　小病在社區看，大病才到大醫院，這樣既緩解看病難，也能更好地促進醫患溝通。

　　建立專門對醫患關系、醫患矛盾進行化解、溝通的機制，或是引入第三方調解機制。

全國人大代表、聊城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孫菁，全國人大代表、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眼科醫院（施爾明眼科醫院）院長畢宏生做客大眾網北京直播間。特派記者 馬俊驥 攝

　　大眾網北京3月4日訊（特派記者 姜洋）今天，全國人大代表、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眼科醫院（山東施爾明眼科醫院）院長畢宏生，全國人大代表、聊城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聊城市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孫菁做客大眾網北京“兩會直播間”，針對當前“傷醫”事件頻發的現狀，探討醫患關系的緩解之道。他們認為，醫患之間溝通不足是導致雙方關系緊張的主要原因，而相關部門應當設立第三方專門機構，依法處理醫患矛盾。

　　找原因：

　　“傷醫”的“病根”在于醫患溝通不足

　　近年來，全國“傷醫”事件頻發，醫患關系緊張已經成了一個不爭的事實。畢宏生與孫菁都認為，“傷醫”事件的發生的根源是醫患之間溝通不夠，而導致這個問題的原因在于醫生和患者的比例之間嚴重失調，醫生缺乏與患者溝通的時間。

　　畢宏生介紹，我國大約有220萬醫務人員為我們13億人口服務，這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做不到的。孫菁舉例說，美國的醫生和患者的比例應該是600：1，我們是7000：1。據統計，醫生每周的工作量是在60到95個小時以上，有的醫生看門診一天連水都不敢喝，加班加點24小時連軸轉。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醫生就沒有時間和患者進行充分的溝通。“醫生和患者之間溝通的時間大概就幾分鐘，然后就開處方處理了，如果有充分的溝通，可能會避免極端情況的發生。”孫菁對此也頗有同感。

　　除了醫患間溝通不夠以外，孫菁認為，目前國家對醫療的科普宣傳不夠，大部分人都認為到了醫院，醫生就該把病治好，但是目前醫學科學還沒有發展到包治百病，有些疾病通過治療只能是緩解，還有的疾病是根本不能治愈的。畢宏生也十分贊同孫菁的觀點，他說，國外的醫學科普做的要比國內好得多，他在美國訪問期間在一家眼科醫院曾經親身經歷過這樣一件事：一個青光眼患者對他說：“你看我真不爭氣，醫生給我做了7次手術，我的眼壓還沒降下來。”這件事對他的震動非常大，“要是在國內，可能是做了1次手術眼壓降不下來，這個患者就要跟你‘討公道’了。”畢宏生說。

　　畢宏生認為，針對醫療糾紛，有專門的醫療事故鑒定機構，衛生等部門也聯合成立了聯席會議或者人民調解制度等，醫院里也有醫務科、法制辦，患者遇到問題完全可以通過正常渠道的傳達訴求，不應該出現刑事案件。孫菁認為，現在公眾的法治教育還不足。“任何一個人都不能不尊重生命，任何工作不能觸犯道德的底線、觸犯法律的底線，如果受到委屈都要通過正常渠道來進行，而不是采取極端手段。

　　說對策：

　　公立醫院要回歸公益性 ，傳遞正能量讓社會理解醫生

　　在交流中，畢宏生與孫菁都認為，我國正在實行的醫療改革將有助于醫患矛盾的減輕，減少“傷醫”事件的發生。孫菁說，醫療改革中，首先要恢復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建立三級醫療的分診制度，實現小病在社區看，大病才到大醫院，這樣既能緩解老百姓看病難的問題，也能更好地促進醫患溝通。“孫院長這個建議提得非常好。”畢宏生說，公立醫院回歸公益性，就不能鼓勵他去抓經濟效益，但現在國家的財政對醫院的支持還遠遠不夠，國家應當通過財政保障讓醫務人員沒有后顧之憂，能夠一心一意地為患者服務。

　　“也希望媒體多從正面來報道，多給醫生包括衛生行業呼吁。”孫菁說，正能量的宣傳能夠使全社會更理解、認識這個行業，能從尊重醫生、尊重生命的角度來宣傳這個行業，使大家認識到這個行業的辛苦。目前有些負面報道對醫院是不好的。“有的言論說起醫生就成了‘白狼’，聽到這話我很心寒。”她說，近年來我國無論是抗震救災，還是處置突發事件，沖在最前面都是我們醫護人員，他們為了搶救生命，冒著危險也要到現場去。“這些事情都要大力的宣傳，大量的正能量、正方面的宣傳，也可以使我們醫生這個行業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尊重。“

　　講辦法：

　　醫院應制定完善操作規范，建專門醫患關系調解機構

　　如何避免醫患矛盾，畢宏生說，首先要讓患者了解醫生一定會盡全力為其進行治療，為了防止醫療差錯的發生，制定醫院每一個病種的診療規范：“包括住院做什么哪些檢查是必須的，術前要做哪些準備，患者的談話、術后、圍手術期的治療等等一系列的，我們都制定了非常細致的規章制度。一旦出現了糾紛，除了積極和患者溝通之外，對于患者和家屬無理的要求，醫院要和公安機關積極溝通，及時報警。”

　　孫菁認為，目前出現醫患矛盾后，往往中間缺乏一個疏導、咨詢、化解的環節。這點可以借鑒國外醫院，建立專門對醫患關系、醫患矛盾進行化解、溝通的機制，或是引入第三方調解機構處理這種矛盾。她也期待醫療改革過程中，政府要加大投入，讓醫院不再為經費犯愁，使醫生能在他合理的工作時間內有精力給適當的病人進行服務，更好的與病人溝通。同時，要把三級醫療雙向分診這種平臺建立起來，辦社區醫院，把基層醫院這個平臺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