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均花，一位49歲的普通農村婦女。12年前，丈夫張秘書不幸患上尿毒癥，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整個家。丈夫病情反反復復，她陪他一起奔波在日照、濟南的醫院間，如今已花費八十多萬。錢緊人困，王均花靠著制作手工辣醬，間隙學作農民畫，拼命掙錢養家。3月2日，在王均花家，記者聽她講述生活的苦辣酸甜。

　　三月初的日照嵐山區,海風裹挾著春意,吹綠柳梢。在嵐山頭街道童海路居委,鄉親們又忙碌起來。這個背山對海的社區,世代耕海為業,早已頗為富裕。

　　在居委會辦公樓前,有成片的瓦房,房前是環院的小平房。入戶街巷,皆以水泥鋪就,整齊劃一,王均花家就坐落其中。她家處處收拾得井井有條。堂屋前,屋檐下,擺著六筐新鮮的紅辣椒。她的大姐、女兒戴著手套、口罩,忙活著剝蒜。

　　王均花張羅記者到南屋坐下。屋里一塵不染,紅火的爐子在燒水。飯桌上,擺著一摞農民畫底版,有成品和半成品,展示著嵐山婦女烙煎餅的場景。窗臺上,橫陳著用小藥瓶盛著的顏色調料,赤橙黃綠青藍紫,一如王均花的生活……

　　“咋能一得病就死呢”

　　生活如果有一百種顏色和滋味。王均花和丈夫張秘書組成小家庭時,最先嘗到的是酸和甜。

　　“我們在一起是緣分。我跟他都是這個村的,我比他大兩歲。在學校里就是同班同學,初中畢業后各自工作幾年。家里也沒介紹,兩個人就談對象,確實有感情。那時候他家杠(日照方言,“特別”之意,下同)窮,俺父母不大樂意,可俺怎么也愿意。后來,家里也沒辦法,俺們就結婚了。”王均花用濃濃的嵐山話介紹,快言快語。

　　兩人結婚時,童海村已頗為富裕。因靠著1500米黃金海岸線,村民世代以捕撈為生,改革開放后,船網下放到戶,村民駕起小船自捕自賣,村里很多水產品冷藏企業紛紛成立。那時,張秘書在村辦冷庫中打工,王均花在家看孩子。日子過得有滋有味。

　　天有不測風云。12年前,35歲的張秘書突然身感不適。“一開始痛風,拿點藥吃。后來頭疼發燒,就當感冒掛吊瓶。三掛兩掛,掛兩個星期,越掛越狠(日照方言,“嚴重”之意,下同)。上醫院一查,醫生說是腎衰竭。”王均花回憶道。

　　彼時,王均花對“腎衰竭”這三個字的認識并不深刻。“在日照醫院住了29天,一點也不中,還花了一萬多塊錢。醫生還整天嚇唬俺,說俺對象要死了。俺就尋思,咋能一得病就死呢?”王均花面對不讓半昏迷的丈夫出院的醫生,一籌莫展。

　　可張秘書的病情卻越發嚴重。“俺村有人在濟南的千佛山醫院當醫生,我們咨詢了一下他,在日照連出院手續都沒辦,奔著千佛山醫院去了。在那住了一個多月院,病情開始穩定。聽醫生說,是用了快速治療法,就像蘋果壞了一部分,及時治療,剩下部分就保住了。”王均花對醫生當時的解釋言猶在耳。

　　病情得到控制,可錢包也日漸干癟。那時治療腎病的藥物,很大一部分靠進口。拿上三五盒單價4500塊錢的進口藥,外加上住院的費用,花銷有兩三萬之多,一下子就把這個生活剛有起色的小家庭掏空了。

　　“那時候確實難。我都快崩潰了,日子到底該怎么過啊。那種心酸,杠難過了。真是慢慢熬過來的。”王均花說道。

　　病情好轉之后,張秘書回到家中靜養。“吃了五六年西藥,后來不中用,又到濟南去找老中醫看,一個月跑一趟。中藥效果好一些,一個藥方吃三年,病情挺穩定的。為了藥效更好一些,我在家給他煎藥,藥壺用壞了五六個了。每天下午兩點開始煎,三點十分左右開始喝,下午兩小碗,晚上一碗,第二天早上一碗。”王均花十分熟悉煎藥的流程。

　　久病成醫。“化驗結果,我就可以給他看了。指標什么高什么低,從一號一直到十號藥方,十幾味中藥,什么中藥治什么,我自己配藥。一般都能把他扳回來。”王均花說道。

　　“這個病是富貴病,有錢多活兩年,沒錢少活兩年。”張秘書午休后起床,在南屋里與記者閑談。身體單薄的他算了一筆賬,每個月吃1700塊錢的中藥,搭配1000塊錢左右的西藥,檢查200多,這還是沒有感冒、住院等特殊情況下,一年得三四萬左右。

　　“也得感謝黨和政府啊!”王均花在一旁說道,自打入了農村合作醫療,壓力小了一些。“一年交一百多塊錢,開始是綠色小本,現在用身份證就成。只是有的藥不報銷,一萬塊錢能報銷出來兩三千。現在中藥也不怎么中用了,非透析不行。前兩天去辦了個大病特保,一年3200塊錢,能報銷85%。比方說花一萬,自己擱一千五就成。”

　　“這個家離了誰都不行”

　　在生活中,快樂時光往往用來放大,而苦難則需默默忍受。王均花估算一下,這12年來,為丈夫治病的花銷在80萬左右。“他活也活在我手里,別人可能早放棄了。我受那個罪,真是不堪不堪的。”王均花說道。

　　這80萬,有王均花一分分攢的,也有親朋好友幫扶的。成家時不足100斤的王均花,也拋棄了愛美之心,體重增到近150斤,以保證有力氣干活。丈夫剛生病時,王均花給姐夫家的貨船卸貨,一年掙個兩三萬塊錢。后來,為了就近照顧丈夫,王均花在村里冷藏廠里打工。

　　冷庫里講究多勞多得。貨一來,為了多掙幾個錢,王均花和其他婦女一樣,把貨搶占在眼前,干完活拿錢。工資有時計件,有時一小時九塊錢,一天工作十個小時。扒魚扒蝦、稱重、塑封,這一干就是六年。干活利索的她,業績大都是第一。

　　在冷庫里,王均花追著時間掙錢,有時忘記了刺穿棉襖棉褲的寒冷和高負荷的工作。“前年害肚子疼,光干活,抬不動腿。后來病狠了,一查子宮里有個大瘤子,沒辦法動了個大手術。別人要養半年才去干活,我是農歷十月動的手術,住了20多天院,來年正月初六就去干活了。”王均花說道,“在家耍也耍不出錢。后來冷庫倒閉了,還欠我6000多塊錢的工資,去要也不給。”

　　錢如泉水,有旺有枯。當手里緊巴時,王均花只好硬著頭皮去借錢。“最愁去借錢,愁得睡不著就想,上哪里去借,誰家好借。我有兩個姐姐、一個弟弟,丈夫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俺把親朋好友都借遍了。這家一千,那家兩千。欠的債,我都記著賬,有錢了就還點兒。我要是死了,就讓俺閨女還。”王均花說道。

　　在離王均花家三百米遠的小賣鋪中,記者與店老板張宗合聊天,不一會兒湊上三五個同村老鄉。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夸王均花這個小家庭。

　　“她對象是俺本家小叔。她一來家,還沒張口,俺就知道可能要借錢,直接問她要多少。你想想啊,就是外地來個要飯的,都得打發打發,更別說本宗族的了。再說,他這也不是個小病,家里兩個孩子還上學,還得照顧老母親。俺嬸子在冷庫干小工,每天都上黑影時才能回來。真佩服俺這個小嬸子啊,不論是對老對少,都是這個好性格。要是別人,可能早就不管了。”張宗合說道。

　　“只要知道,沒有不幫的。咱這個都是微薄之力啊!現在小孩也大了,政策也好了,你自己首先得樹立信心。病在自己身上,要有個好心情。好日子在后頭,慢慢往前混。”張宗合時常這樣鼓勵小叔一家。

　　好心人的幫扶也鼓勵著王均花。“得虧在這個年景里,俺對象好幾次死里逃生。有困難就去面對,我也不大淌眼淚。我覺得只要有人在,這個家庭才有家樣兒,才有意義。先治主要的病,別的慢慢就好了。怎么著,還是一家人。這個家離了誰都不行。他平時在家說話拉呱,孩子‘爸爸’‘爸爸’地喊著,這才是個完整的家。”王均花急盼著醫療科技能進步得再快一些,讓折磨人的病痛離人遠些。　

　　“凡事讓別人得益處”

　　在王均花家的環院小平房南屋里,張秘書時不時站起來走走,意在刺激腸胃蠕動。他偶爾給爐子添炭,使屋內溫暖如春。王均花最擔心丈夫感冒,“一感冒,就得馬上住院,有時候一年六七次,一次住十多天,腎內科的醫生跟他很熟。他脖子兩側有兩個小瘤子,不敢做手術,怕對身體損傷太大,他承受不了。”

　　這么多年的求醫路,王均花帶著丈夫跑了數十萬公里。要到市醫院檢查,從童海路居委到日照市區有直達的客車；從嵐山去濟南,開始時票價65元,現在到了130元。“早上6點55發車,到濟南下午1點多,然后往醫院走。累也沒辦法。有時候沒錢了,捎煎餅、蔥、蝦皮子。醫院附近的小旅館住一晚上60塊,第二天6點多抽血,11點出結果,拿了藥,下午2點半往回趕。”王均花說。

　　“俺對象本來坐客車老吐,得吃暈車藥才行。陪我一個月上一趟濟南,這么些年練得不吃藥了。”張秘書心疼媳婦,她干小工加班,自己就弄點飯等著她,只是近一年來腳麻腿腫,胳膊抬不起來,沒法堅持了。“能掙錢、能蹦跶,吃糠咽菜,身體棒棒的,多好啊!病,這東西誰都不愿意要。”

　　“嘴上光說沒壓力,其實有壓力。老是尋思事,想前想后。孩子還小,她去干小工,拼死干,掙的錢不夠我一個月花的。”張秘書說道,“天天躺家里,讓俺對象去掙錢,我自己心里也發焦。”　　　今年過年前,張秘書在醫院住了22天院,過完年正月初五又到醫院住了23天院。“全身13種病,怎么那么多病呢。我有時候也說,我盡最大努力,能救你到什么時候到什么時候。”王均花還是快言快語。

　　談起治病,王均花和丈夫念念不忘村里衛生所醫護人員的幫扶,“這12年來,他每個月都要打十多針補血藥。我們拿著藥去,他們一直無償給我們打針。算下來得一千多針了。俺們得好好感謝胡訓青所長和醫護人員們。”

　　“作為社區醫生來說,這是一種職責。王均花和這個家庭,都是好心人,尊老愛幼,鄰里關系都很正能量。”在干凈整潔的村衛生所里,胡訓青所長如是說。

　　“有一次,她丈夫心率很高,到了160,只好打120電話。我趕緊過去,簡單處理,降了一下心率。她就一直跟他說話,怕他昏迷,讓人很感動。還有一次120來的時候,他意識不是很清晰,回答問題不流暢,他老婆在那哭,他躺那里也流眼淚。”胡訓青說道,“左鄰右舍聊天,都說她很不容易。”

　　“她很要強。聽說她不接受捐款。她能自己付出,就能收獲回報,很有韌性。她婆婆在世的時候,弟兄三個輪著養。她經常帶著老太太來量量血壓,很孝順。”胡訓青評價道。

　　村里有人同情王均花家的情況,勸她可以以家里有病人為理由,不養老人。“我不是那么尋思的。照顧老人,是天經地義的。只要我能吃,就能叫她吃上。我一直伺候她到走。”王均花說道。

　　“她伺候人絕對好,很細心。吃飯時,老人坐在桌子跟前,不用動手,她就盛好稀飯,卷好煎餅遞過來。老人上年紀了,有時候糊涂,罵人,她都默默承受。”張秘書說道。“她是個粗人,有話說在當面,不背后說人。她不算計人,凡事讓別人得益處。”

　　“我媽就是這么一個人”

　　正如他們的女兒張慧婷在朋友圈寫下的簽名,“成熟,不在于年齡,在于經歷”。王均花的兩個孩子打小就很懂事。夫妻倆不能像其他家庭那樣,把時間和精力撲在孩子身上,但他們的一舉一動影響著孩子。

　　行勝于言。“俺媽媽比我好,俺媽媽很厲害。”24歲的張慧婷佩服媽媽的雷厲風行。

　　“你伺候爸爸,我去掙錢。”年后張秘書要做透析,王均花讓張慧婷到醫院去學習,在家給父親做透析。

　　“人家都說,父愛如山,給不了最好的,但給了全部的。”張慧婷深知父母的艱辛,更懂得回饋。“她剛工作時,一個月掙一千多塊錢,除了自己買點生活必需品,剩下的錢都給她爸爸治病。她爸爸年后住了23天院,我在家伺候俺婆婆,她就一直在醫院陪護著爸爸。”王均花說道。

　　王均花家的正屋,是結婚前蓋的,青石砌筑,黑瓦蓋頂,內部收拾得甚是整潔。這么多年,有的地方出現裂痕,有些地方漏雨,母女倆睡在里面。從去年開始做辣椒醬后,懂得上網的張慧婷辭職回家,幫著媽媽干活。“她媽媽累了,睡覺了,她就幫她媽媽在網上聯系一下客戶。平時也去看看她正在上高中的妹妹,給她妹妹送飯。”張秘書說。

　　“媽媽騎摩托車送貨。這么冷的天,真的讓人心疼,我說讓她明天送,非要下午送,說恁還等著的。只要你們覺得好吃就行,我媽就是這么一個人。”這段文字,是今年過年前張慧婷發在朋友圈里的,同時配了一張她坐在后座上,陪母親送貨的照片。

　　在王均花反應比較遲鈍的手機上,這個小家建了一個微信小群——“相親相愛一家人”,張秘書的昵稱是“笑著活下去”。

　　村里冷庫倒閉后,王均花在家愁著如何掙錢。平日里,她偶爾會做一些辣椒醬調劑一下餐桌。“我女兒有時拿著辣椒醬去單位吃,她同事們都說好,想讓我多做一些,他們花錢買。”好心人的鼓勵與需求,讓王均花重拾信心。

　　王均花在冷庫里學的衛生知識正好有了用武之地,帽子、手套、口罩、靴子一應俱全。“我早上四點多,騎摩托車去汾水批發市場批鮮紅辣椒,回家洗干凈,然后控水,再用機子磨碎,上鍋用蒸饅頭的大鍋蒸,蒸熟涼透了,再加上料,最后裝瓶。”王均花一步步演示著做辣椒醬的流程。

　　“俺村都知道她做辣椒醬很好吃,知根知底。吃完就去她家買,也是獻愛心。”入夜,記者在村中集貿市場西鄰的農家旅館中,與店老板唐剛聊起來。“每頓飯上一小盤,吃什么飯都能配著,煎餅、饅頭、米飯調調味,八帶、海蜇也能蘸著吃。”

　　好吃歸好吃,可認可度不高,市場不好拓展。王均花便帶著辣椒醬去附近集市趕集賣,有時候能賣二十瓶,有時候一天只能賣兩三瓶。

　　去年八月,王均花加入到嵐山區婦聯組織的農民畫制作活動中。“晚上閑著,時間也浪費了,畫農民畫怎么也能添補添補。底版是他們的,我們涂上顏色,一張幾塊錢的加工費。”王均花說,“我笨得不行,經過好幾次培訓,第一次交了150張,沒一張合格的。問老師,老師說我上色不均勻。”

　　“后來,我就摸出了竅門,第二天要上色,頭天晚上就把顏料調好。有時間就攪拌攪拌,時間一長顏色就均勻了,第二天用正好!”王均花鉆研出了訣竅。

　　在家里的飯桌上,王均花手持細毛筆,演示如何涂抹一張烙煎餅主題的農民畫。“畫這個看著簡單,其實杠費事了,得杠細心才行。顏色要是不均勻,就得重新描,效果不如第一遍好。”王均花說道。

　　王均花用畫筆尖在輸液塑料瓶改裝的小罐里翻轉一下,挑出一些白色顏料放在調色盤里,用針管滴入幾滴水,接著挑出一點檸檬黃點在里面,在不斷攪拌、調整中,終于找到心儀的煎餅顏色。“晚上能靜下心來,畫到十二點多,俺對象也會幫著涂抹面積大的區域。畫這個心情也好呀!煎餅黃喀喀的,衣服顏色花花綠綠都有,看著就喜慶。”

　　“一定憑良心做辣醬”

　　近一年來,制作辣椒醬和畫農民畫成了王均花家的主要經濟來源。忙活著賣辣椒醬的王均花,差點放棄畫畫。“一開始,俺們村有四個學畫的,后來他們嫌不掙錢,都不干了。”王均花介紹道。

　　去年九月,推著車在集市上賣辣椒醬的王均花,顧不上參加第四次農民畫培訓課。“俺們婦聯主席劉麗給俺打電話喊我去上課,我說我在趕集賣辣椒醬。她說,她來幫我賣,讓我去上課。我說,那咋好意思。”王均花喊來一直幫助自己的姐姐王均娥照顧地攤,自己騎摩托去上課。

　　在課上,王均花第一次見到劉麗。這次課,也改變了王均花辣椒醬小買賣的格局,“可能是我比較用功,愛鉆研。嵐山電視臺就來俺家錄像,拍俺怎么畫畫,怎么做辣醬的。”

　　王均花也沒在意那次錄像能有多大波瀾。“我那天在醫院陪床,早上五點多手機滴滴響了。我同學發短信,跟我說我上朋友圈了。”王均花才模模糊糊感受到網絡的力量。原來,嵐山區區委宣傳部管理的“嵐山發布”公眾號,推出了“她親手做的這種味道,飽含生活的希望”文章,閱讀量激增。

　　“網絡的力量太強大了,那一陣子賣出三四千瓶。有社會義工,拿著去小區門口賣的,有饅頭店、小商店幫俺代銷的,外地的俺就發快遞。”王均花說,“有人直接給俺發紅包,俺一定跟他要個地址,給人寄過去。他們買辣醬吃,就等于幫助我了,這樣我也心安。社會上好多人要買我的農民畫,我說沒有權賣,這只是給人加工的,有版權的。”

　　王均花粗略數算了一下,賣出的辣椒醬有兩萬瓶左右。家中的快遞單子有十厘米厚,每張她都仔細留著。制作辣椒醬用的是紅透的鮮辣椒,價格隨季節波動,夏天時一兩塊錢一斤,冬季則漲到三五塊錢。“買辣醬的回頭客多,我要感謝人家,所以一直沒漲價。我說,只要恁買,從來不講價。哪怕一瓶掙五毛,就算不掙,也供恁吃。”她說道。

　　在王均花家的東屋里,整齊擺放著一瓶瓶紅彤彤的辣椒醬,還擺放著鹽、糖、醋、豆瓣醬等原料。“我不能藏著掖著。有人怕是假的,造謠的。也有人專門來買,我說歡迎恁來參觀。”王均花說道。

　　好不容易閑下來,王均花掏出手機,守在暖爐旁,看著嵐山發布那條新聞的轉發與留言。“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大家都買幾瓶吧”“女子雖弱,性情如鋼”“陽光總在風雨后”“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有黨的關懷你們家會好起來的,我也是個女人,為你點贊”,陌生人樸實的言語,讓王均花的眼淚吧嗒吧嗒直掉。

　　善心是相互感染的,王均花也加入到嵐山當地的義工組織中。“年前,他們組織看孤寡老人,我擱了100。他們說,王均花你有辣醬,就不用擱錢了。我說,恁幫助我,我也幫助別人。只要老人愿意吃,跟拿錢一樣。我這點辣醬,比起恁對我的幫助,真是寥寥事。只要恁愿意,我騎車就送去,一瓶也送。后來再組織活動,我就給了36瓶辣椒醬。”王均花說道。

　　3月2日下午,恰逢嵐山區婦聯主席劉麗和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孟凡全到王均花家,為她的辣椒醬生產出謀劃策。劉麗一進門,王均花一把抱住她,像姐妹一樣親。“今年六月一號咱們《山東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飲和食品攤點管理條例》實施。辣椒醬關系到食品安全。我們來,幫你看看怎么能把小作坊備案證拿出來。家里有這個基礎,我們檢驗檢測幫幫忙,把原料、加工按規范提升一下。”孟凡全說道。

　　“我們一定憑良心做辣醬。希望買賣能做大些,把賬還上。我相信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對未來的生活,王均花依然滿懷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