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滿頭白發、行動不便的老人,幾十年來一直為《濰城文史資料》征集、撰稿默默奉獻。老人說,“我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太深,是因為我是這片土地上生長起來的子孫……”

　　這位老人,就是85歲高齡的劉秉信。劉秉信,1930年生,濰坊人,曾歷任教員、教導主任,濰坊市太平街小學校長,濰城區政協委員,濰城區政協文史委委員，系離休高級教師。這些年來,他在濰城文史資料的征集、撰稿研究方面成績斐然。自己撰稿與他人合寫以及經他整理的稿件，在《濰城文史資料》上采用的有60余篇，約20萬字。參與編撰過《濰城區志》、《濰坊文化通鑒》、《齊魯掌故》、《濰坊人文自然遺產》、《濰坊文化三百年》等書,在《人民日報》、《人民政協報》、《聯合日報》、《春秋》、《濰坊晚報》等全國及省內外報紙、刊物上發表文章300多篇260萬字。

　　劉秉信先生自1986年開始從事文史工作,如蜜蜂采蜜般辛勤地走訪調查,對文史資料的寫作一絲不茍,有時為了一個人名或一個地名,東奔西走,查詢許久。很少有人知道,這位面帶笑容的老人二十多年來,一直被舌癌、耳癌、腸梗阻等各種病痛折磨著。 1992年患癌癥手術后，病情稍有好轉，一面打著化療，一面為文史征集稿件，為征集資料往來奔波，他在調查走訪的過程中總是拄著拐杖行走，為此，磨破了十幾雙鞋子，磨短了六支拐杖，路人稱之為“棺材瓤子”。如今,他因病退出文史委員會，耳朵背得厲害,眼睛看東西也需要用放大鏡,但他仍繼續為文史征稿、撰稿，依然堅持文史寫作。

　　醉愛至深，放大鏡下寫文史

　　　他身體多病很難走出家門,但劉秉信依舊每天伏案寫著他所知道的有關濰坊、濰城的文史資料。

　　老人說:“我寫作要用放大鏡,字寫得很大,都出了格子……”邊說,老人邊找出自己在放大鏡下寫的一些手稿讓 我們看。“我每天都在寫,除了吃飯、休息,基本就是寫作了。”老人展示了一份寫有目錄的紙張,上面列有15篇文史稿件的目錄。從9月份開始,到12月初,他寫成了這15篇文史稿件,是專為明年出版的《濰城文史資料》撰寫的稿件。現在,這15篇稿件已經全部轉交到了濰城區政協文史委。有時候,放大鏡也看不大清,寫的東西一般人更是不認識,所以,他就專門請交往多年的文友來幫忙謄清。老人說,“雖然寫作困難重重,但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為社會多作點貢獻。我有整理、收集文史資料的能力,我要為濰城的文史資料寶庫增磚添瓦。”

　　苦行千里，調查討袁飛機隊

　　1986年劉秉信來到濰城區政協文史委員會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選取自己熟悉的專題,尋找知情人,搜集資料,深挖鮮為人知的人文史實,有時為了寫成一篇詳實的文史文章需要通過各種渠道進行調查,要花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在劉秉信調查的歷史事件中,貢獻最大的便是確立中國最早的飛行隊是濰縣討袁飛機隊,而中國歷史上江北第一飛機場的確建立在濰縣這一史實。

　　上世紀初,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黨人發動了一次頗具規模的革命運動。孫中山在濰縣創建飛機場,并首次指揮飛機用于國內戰爭,這是孫中山“航空救國”思想和先進的空軍學術思想在革命戰爭中的偉大實踐。這段重要的歷史,發生在山東濰縣。然而,1941年出版的《濰縣志稿》及我市其他文史資料中皆沒做任何的記載。

　　1993年5月下旬,濰坊退休老人張文光看到了《縱橫》雜志第三期上刊登了韓明陽先生的一篇文章,闡述了1916年孫中山在濰縣建飛機場討伐袁世凱的史料,立即告訴了身患癌癥剛手術不久的劉秉信。二人大喜,立即發函與作者聯系,得知韓明陽原是北京空軍副參謀長、中國航空史研究會副理事長、高級研究員。韓先生非常支持二位老人,他從首都圖書館、航空博物館把有關我國空軍歷史上與濰縣有關的一些資料、照片復印后郵寄過來。韓先生建議,迅速尋找當地健在的老人,做好人證材料。兩位老人開隨即始了艱苦漫長的調查。他們抱病采訪,拄著拐杖,頂風雪,冒酷暑,行程一千多里,調查走訪了百余名老人,歷時8個多月的時間,找到了多位證人。每一個證人的證詞都記錄得十分詳實,如:1994年1月11日,城建開發公司老職工郭濟澄(時年92歲)說:“東北軍討伐袁世凱時來濰縣,……見過飛機三架,飛機場建在塔子坡的西大營,占地約60畝,在鐵路以北,石人石馬以西。”除了走訪證人,兩人還借來了《孫中山全集》,第三卷上面詳盡記載了孫中山當時指揮山東、濰縣的討袁戰斗,包括飛機助戰的電報、信函。蔣介石日記中也有討袁飛機隊的記述，于是寫成了《孫中山與討袁飛機隊》長文刊登在1995年第六期《春秋》雜志首頁首篇。

　　通過劉秉信等人的調查,孫中山航空救國的思想、濰縣建立飛行隊的歷史事實得到了最有利的佐證,印證了這段歷史的存在,為濰坊厚重的歷史文化涂上了濃濃的一筆。

　　耗費多年,采寫劉忠干傳略

　　“我自知學歷不夠,撰寫稿件時經常遇到一些陌生和不懂的問題,就找當地或外地熟悉情況的朋友交流資料,交換意見,確定提綱,每人負責幾個章節,通力合作完成,或者由一人執筆,反復補充修改定稿。”劉秉信說更多的時候,他從本地的一些老前輩、老同學那里尋求幫助。比如說寫《濰縣縣城史話》,歷時近四年,劉秉信求得于沅伯、楊質齋、李子琇、高默之、李會林、譚先民和郭池等老人提供的資料,最后經10位老人傳閱勘誤后定稿。還有在撰寫《濰坊名醫王宇潤》時,請宋伯良老人提供了書面材料,但是因為不懂中醫中藥,根本沒法動筆,所以劉秉信登門拜師,求教于丁士頤等老中醫,老藥工,才得以寫成文章。

　　　在這些深挖的稿件中,有一篇稿子令劉秉信很有成就感,即濰坊人劉忠干。花了好幾年時間才完成該人的史料。他說：“之前張藍田先生寫過東北軍51軍中將副軍長劉忠干的傳略,但是內容空泛,無法選用。我接手以后,登門或者寫信,訪遍了當地和在北京、西安、鷹潭、武漢等地的劉氏親屬,還找到了劉忠干秘書的兒子劉鵬飛先生,收集到一些資料。”劉老還說自己又煩勞在北京統戰部的表侄丁悅民,找到北京文史研究館張學祺副館長,復印了三份劉忠干的檔案材料, 查閱了大量有關“西安事變”的書籍,最終寫成了《蘭州事變前后追述》一文,刊登在蘭州《民主協商報》上、《愛國將領劉忠干事略》刊登在《濰城文史資料》十二輯上。后來又在1998年2月《縱橫》月刊上刊登了《劉忠干與蘭州事變》一文。

　　多年來,劉秉信就是靠著一股韌勁,像蜜蜂采蜜一樣勤勤懇懇, 如癡如醉，不斷深挖調查,撰寫出盡可能詳實的文史文章。用他自己的話說：“現在,我已不能走動,每天與輪椅結伴,但寫作信心不泯。生命不息,筆耕不止,我將用我的余生繼續書寫我那可愛的家鄉——濰坊的人文逸聞軼事,做文史苑林中的一名園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