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碑的三個作者，除了閻毓秀外，王鐸和蘇京都是明清兩朝赫赫有名的人物。
　　王鐸（1592——1652年）字覺斯，一字覺之，號十樵，號嵩樵， 又號癡庵、癡仙道人，別署煙潭漁叟，河南孟津人，明清兩朝的重臣，是中國著名的書畫大家。王鐸幼時家境十分貧寒，過著“不能一日兩粥”的生活。天啟二年（1622年）中進士，受到考官袁可立的賞識推薦，入翰林院庶吉士，累擢禮部尚書。王鐸身逢亂世，仕途坎坷多艱，崇禎十六年（1643）曾一度避難于蘇州滸墅關袁樞寓所，二人交情篤厚，往來間以詩文書畫相唱和，袁樞之父兵部尚書袁可立的神道碑文和墓志銘就是王鐸親筆撰文書寫的。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崇禎帝殉國于景山。馬士英等在南京擁立福王，王鐸為東閣大學士。后清豫親王多鐸至南京，錢謙益等文武諸大臣降清，王鐸也在其列。王鐸旋被授予禮部尚書、官弘文院學士，加太子少保，于永歷六年（1652）病逝故里。
　　蘇京（1592——1653），字殿卿，號臨皋，山東日照嵐山區人，明、清兩朝重臣，擅長書法，精古文詩詞。明崇禎丁丑科進士，賜同進士出身，初任河南杞縣知縣。三年任期，經考核政績卓異，時稱“中州循良第一”，后升兵部車駕司主事。庚辰（1640年）任武選司員外郎，欽命監督京營事務，辛巳（1641年）任江西道監察御史。蘇京任御史后，勤于政務，清賦鋤奸，名聲大振，蜚聲朝野。是年奉詔入京研討治國之策，同去的還有臺臣王燮，撫臣侯恂。蘇京慷慨直言，不隨浮議，力抒己見，深得崇禎賞識，后委以重任，命其手持尚方寶劍，督軍明將孫傳庭，監督延、寧、甘諸軍，總制軍務，鎮壓李自成起義軍。后因師潰無軍可監，奏交劍綬。壬午年（1642年），他被改任河南巡按.癸未年（1643年），他奉命補因故而未舉行的壬午年（1642年）河南鄉試，任監臨官；是年底，被叛將綁架獻于闖王李自成，至甲申年（1644年）二月越逃。三月，李自成部攻占北京，崇禎自縊；他便奔走南京參與籌劃立君復明事宜。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立，他奉命駐廟灣以御江北，又改督師揚州，不久則辭職歸隱。清順治乙酉年（1645年）,他隱居江蘇西南島北崮山；丙戌年（1646年）隱居日照嵐山，丁亥年（1647年）出而仕清，授陜西道監察御史，兼茶馬事務；庚寅年（1650年）改任真定巡按；辛卯年（1651年）又改授建寧兵備道福建按察司僉事；癸巳年（1653年）故于任上，后敕授文林郎，晉授奉政大夫。
　　跟王鐸和蘇京相比，閻毓秀的官最小，名氣也不大，只是從日照志中知道他是山西榆次人，以武進士的身份任職康熙十年至十八年的安東衛守備，其他情況知之甚少。這個安東衛的最高軍事長官，為人“戇直廉靜，不阿上官，不徇私情，任九載，地方安堵。”可見他在任時勤政敬業，口碑很好，深得人心，所以在離任時，地方上為他立“去思碑”。
　　從三個作者的情況來看，王鐸和蘇京兩人有太多的相似之處，一是兩人同年出生，所經歷的事情幾乎完全一樣，只不過王鐸在天啟一朝就是明朝的大臣而蘇京是崇禎年間才考中進士，年近半百才受崇禎皇帝重用。二是兩人都是經過刻苦攻讀才中進士，都是喜歡舞文弄墨的文臣，王鐸的書法和文采在當時就已經名震天下。三是二人都先為明臣，后降清成為清朝大臣，都經過了喪國投敵的屈辱經歷。就連兩人的死亡時間，也是相差了不到一年，可謂同病相憐，經受了同樣的煎熬而含恨去世。
　　作為海上碑所在地的最高軍政長官，閻毓秀面對二十多年前兩個大名人的親筆題刻，自然是不能無動于衷，尤其這兩個人都是前輩朝廷大臣，一個是名滿天下的書法大家，一個是地方上首屈一指的官宦文臣。閻毓秀一定是出生在明朝末期的亂世，他自然明白王鐸和蘇京二朝為官的痛苦和屈辱，也理解國破家亡的時候作為一家之主選擇的艱難和無奈。所以，閻毓秀在反復思考之后，寫下了“難為水”這三個大字，拋開書法的因素，這三個字的含義在海上碑的詞句里面，是最耐人尋味和最高明的，因此來看，閻毓秀的題刻決不是簡單的附庸風雅，而是深思熟慮后的點睛之作。
　　但是，要想真正理解海上碑這些詞句的含義，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必須要搞清楚，那就是海上碑題刻的確切時間，因為，無論對王鐸還是蘇京來說，1644年和1645年的心情和胸懷是絕對不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