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方向感的“新盲流”們
　　“我們鞋廠數我學歷最高。看倉庫的本科大學生，不知道我算不算全國頭一個？”
　　站在廣東佛山市南海區平洲精旺鞋業有限公司的倉庫門口，這個一頭長發、頗有點藝術氣質的大學生不忘給自己幽上一默。胡良奎是學廣告專業的，當過安徽財經大學文學與藝術傳媒學院學生會副會長，自詡在大學里算是個才氣縱橫的另類人物，簡歷中，他聲稱著有長篇小說一部。
　　其實，他去年在合肥曾找到過幾份工作，最高的一份給他1400元／月，但他覺得像他這樣的大學生至少也值2000元／月。此后他從合肥折騰到廣州，又從廣州、福州、深圳一路折騰到佛山。廣州不少廣告公司只給600元／月的底薪，深圳的一些廣告和銷售公司更狠，底薪一分不給，只拿業績提成。他兩手空空來到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邊，進了這家鞋廠。現在，他的工資是每月800塊錢。
　　隨著畢業生數量的增長，這股就業洪流由此變得曲折起來，一些就業支流甚至正在演變成胡良奎式的大學生找工“新盲流”。
　　“十元店”里的浮躁和勇氣
　　歷經幾番找工，今年3月6日，胡良奎入住深圳寶安北路人才市場附近的一家每天只需10元住宿費的“十元店”。在那里，他才真正意識到自己和其他一些大學生正在陷入找工“新盲流”中。
　　他應聘的十幾家廣告公司和營銷公司幾乎都不給底薪只給提成，遠沒有他在合肥放棄的那份工作理想。他認為大學生就業價格的這種“賤賣”，與來深圳、廣州找工的大學生太多有關。“人才市場和“十元店”附近到處都是背著包、拿著地圖、臉色沉重的大學生”，他住在一個擠了14人的小房間里，空氣中彌漫著腳臭味。整棟“十元店”舊樓里，聚集了幾百名來深圳找工的應屆大學生。
　　一天中午，找工失意的胡良奎在“十元店”旁吃快餐時，看到一個漂亮女孩坐在對面一個勁兒地喝免費湯。胡良奎從旁人那里得知這是一位找工的大學生，現在沒錢吃飯。胡良奎給她買了份快餐，結果女孩看著快餐就扒，痛哭失聲。
　　女孩是成都某高校的應屆專科生，父母已為她找了一份教師的工作。但她不滿意，就辭工來深圳找夢想。結果工沒找到，手機又被偷，身無分文。胡良奎勸她回家，“既然有跨出一步的勇氣，為什么就沒有退回一步的勇氣呢？”可她始終搖著頭。
　　但廣州南方人才市場附近的“十元店”里，不少從外地趕來的大學生并沒有胡良奎那樣的從容與灑脫。
　　“十元店”里的應屆生趙某，西安一所金融學院經濟學本科專業，是河南商丘的農村孩子。他說自己已在一家沒有底薪只有提成的融資公司跑了一個多月，但還沒拉到一單業務。“還想撐一個月，如果還沒業務，那我真就彈盡糧絕了，只能先回學校再說。”他的大學4年是靠父親刨地撐下來的，自己還申請了1萬元的助學貸款。他這些天一直睡不好，同班28人才簽掉4人，并且找到工作的都不如意，“找不到工作，我無臉見江東父老啊”。
　　上海浦東新區最繁華的陸家嘴地段，也匯聚了100多名和廣州、深圳“十元店”里相似的外地大學生。他們住在一幢破舊大樓第12層的簡陋房間里，名稱更時髦些，叫“求職村”。他們入住短則幾天，長則一兩年。吃3塊錢一份的蛋炒飯，住15元一天的架子床，早出晚歸，出門光鮮，歸來垢面。幾十人共用一臺熱水器，甚至棲身門板之上……
　　3月31日夜，1205房間的年輕人各懷心事。從內蒙古結伴而來的包頭財經學院的兩位同學，蜷縮在架子床上蒙被而睡。兩人甚至連簡歷還沒做好，就冒失地來闖上海灘。這是他倆繼天津后的第二站，給自己限期一個月。事后記者知道，當天他們按照報紙的招聘啟事去徐匯區一家公司應聘，結果沒找到，卻晃到徐匯公園抽了半天煙。
　　3月30日中午12時，錢財耗盡的宋國明將再次離開“驛站”。記者去送他，他一直低著頭走路。在火車站的候車大廳里，他想起了在上海最后悔的一件事，當時有家公司愿給他一個月900塊錢，包住，他沒去，“在上海長時間找不著工作，人會疼的”。
　　陳示富，畢業于山東工商學院，整整在1204房間住了一個月，面試24次，參加13場招聘會，簡歷遞出不計其數，結局還是空手而歸。
　　在宋國明離開的那個晚上，陳示富喝醉了，躺在花圃里滿懷哲理地說了一句：“這城市與我有關嗎？”記者捶了他兩拳，說，再喊兩聲吧。這山東漢子竟真扯開嗓子喊了起來……然后扭過頭，倏地起身，頭也不回地朝“求職村”走去。　　
　　為何“寧要都市一張床，不要西部一套房”？
　　在這些外地找工大學生的意識中，京滬穗深這樣的大都市，總是意味著機會、高薪和前途。以往他們的師兄師姐們以就業經驗和日常信息，影響著他們產生一顆顆“都市心”。這無疑加劇了職業供給的不平衡，最需要大學生的地方少人問津，而都市的大學生求職者則人滿為患。
　　北京大學教育學者岳昌君的調查也證實了這一點，北京高校畢業生的起薪顯著高于中部地區，大中城市就業的畢業生的起薪顯著高于非大中城市。
　　因“都市心”形成的盲流，在中國人才研究會理事鄭惠忠看來，是高校的就業指導和人力資源市場沒有發揮好信息整合的作用。一開始就解決好這些學生與大城市間的“信息不對稱”是一個基礎性問題。
　　北京科技大學社會工作專業的王明，因為專業不吃香，這位來自內蒙古農村的大學生覺得，以考公務員的方式留在北京是最好的方向。從去年開始，他數次參加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的公務員考試，但最后總是被淘汰。前段時間，崇文區舉辦了一個公務員事業單位招聘會。他去一看，有80％的崗位都只面向北京生源。沒有戶籍限制的民族宗教事務處，碩士生的簡歷也有一尺多高，本科生的簡歷更是好幾摞。他最后連筆試機會都沒得到。一星期前，他母親打來電話：“人家都能找到工作，你怎么就不行？”當時他急了，手向走廊的玻璃上砸去。記者見到他時，他手上的傷還沒好。
　　此后他不停地在網上和招聘會上投簡歷，一心想留在北京。現在的就業期望已降到有沒有北京戶口無所謂，只要能給2000元／月以上的工資就接受。他曾經想去山西，但他的母親不同意。“村里人肯定會議論，誰誰家的孩子在北京念書，結果找工作反倒去了外地。”他說。
　　“寧要北京一張床，不要西部、基層一套房”成了北京大學生們普遍的就業心態。中央民族大學就業中心一位負責人介紹，去年73％的畢業生都是留在北京工作，就業去向太集中于北京了，“像我們學校的學生，要是到其他地方，即使是省會城市都是很好找工作的，但他們就是不愿意去。”
　　北京林業大學招生就業處副處長王立平也介紹，80％的畢業生選擇留在北京，“學校很多涉及林業技術的專業在基層林場用得上”，可去基層林場的畢業生幾乎沒有，“去了也養不住”。
　  岳昌君認為，大學生大量去農村還不太可能。由于目前制造業占很大比重，他認為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將越來越多地吸納大學生，這需要大學生轉變“都市心態”的擇業觀念。